当前美国的麻烦不同于以往，已经直逼其制度模式的要害，其改革的经济、政治前提一再受到削弱，人们常说的“自我修复”能力值得怀疑。

　　第一，尽管美国经济的规模和市场条件仍然是世界上最大、最成熟的，但其结构性失衡越来越严重，实体经济空心化问题积重难返。从2009年的数据看，金融服务业产值占美国全部GDP的25%．是制造业和建筑业的一倍多。

　　第二，官方政策工具匮乏，刺激措施收效低于预期。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并未对产业部门、私人部门产生持续的刺激效应。一旦实体经济持续不振，美国股市将难以保持较长时段的稳定上扬，资本市场的反复波动又会直接影响民间创业和技术开发的能力，经济全面恢复的前景更加暗淡，出现“日本化”（即高债务、低增长）的可能或许无法排除。

　　第三，真正的麻烦在于美国的政治体制难以改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充分注意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巨大反作用，债务危机表明以茶党为代表的“宪法原教旨主义”势力正在成为阻碍美国与时俱进的一道天堑。今后，美国“凡是派”和“改革派”或许会因朝野权力的转化而发生角色互换，但其政治短视、权力“寻租”乃至互不妥协的程度却难以改变，决策危机和治理无能或许会屡见不鲜。

　　第四，在经济与政治困局之下，美国社会风险可能进入一个高峰值期。随着地方财政状况的恶化，基层公立教育资源及其质量、社会秩序及治安状况等也大不如前。在自身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保障水平有所下降的背景下，美国社会内部原有的紧张关系有可能加剧，因孤立事件而引发类似近期欧洲部分城市所发生的社会骚乱或许不再是危言耸听。

　　第五，美国信用经济泡沫破裂加大奥巴马政府进一步提振出口战略的实施难度。从根本上讲，中国、巴西、印度等高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在短时间内难以扭转原有发展模式的惯性，难以成为拉动美国出口的主要引擎。与美国经济联动性最高的欧洲地区正遭遇同样的困难。日本长期面临人口老化少子、内需不足和市场萎缩的缺陷，也最终难以起到从外部拉动美国出口和重振制造业的重任。

　　“当今的世界，真是乱糟糟”。继“9·11”事件击碎美国本土安全之梦，标准普尔之举则“捅破美国经济安全的最后一层窗户纸”。10年间发生的这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先后使美国的外交和内政为人所诟病。尽管就此断言美国“大厦将倾”还为时过早，但美国国内治理步履艰难，国际稳定作用已渐现颓势。对世界而言，“麻烦的美国”势将成为一个经久的话题。

　　首先，“麻烦的美国”带给世界的是一种深刻的制度困惑。有西方媒体评论指出，酿成美国及发达国家此次危机的核心矛盾在于其“福利国家和民主制度超越了自身的限度”。政府为赢得选举发放福利“毒品”，民众上瘾后则“贪得无厌”，导致公共支出一再打破与财政收入的平衡，政府债务不断上升。要实现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平衡，除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外，福利项目也需要“瘦身”，民众必须“戒毒”。然而，在西方福利社会和民主体制下，要做到这一点可谓难乎其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