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波克拉底誓言》，誓言中的一段这样写着，“我要遵守誓约，矢忠不渝……我要竭尽全力，采取我认为有利于病人的医疗措施。”

　　罗军对媒体说，自己进行了“最为困难、颇多曲折，却有不少奇迹”的“搏斗式抢救”

　　陈立则认为自己度过了一生中“最漫长、难熬、痛苦”的夜晚

　　无论是打人者还是被打者，他们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都觉得自己非常委屈：罗军表示自己在那个凌晨所进行的抢救，是“最为困难、颇多曲折，却有不少奇迹”的“搏斗式抢救”;陈立认为自己度过了一生中“最漫长、难熬、痛苦”的夜晚。

　　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邱仁宗看来，这恰恰体现了生命伦理学的困境。30年前，他首次将“生命伦理学”引入中国。

　　“关于新生儿的问题是生命伦理学中讨论最多的，也是最难作出判断的。”这位79岁的老人说。

　　邱仁宗还记得，各领域的专家最终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如果一个婴儿出生可能面临着极其低下的生活质量，他必须不断地接受手术，忍受巨大的痛苦，那么父母可以在怀孕期间就选择中止妊娠;若被诊断出胎儿是一个“无脑人”，即无意识，那么父母也可以作出相同的选择。

　　邱仁宗认为，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做好产前诊断，如果发现了问题，家长也可以根据个人情况选择尽快流产或者进行产前治疗。

　　陈立和王静已经失去了这样的机会，据王静回忆，就在分娩的十多天前，他们还在医院进行了产检，结果令人安心，胎儿一切正常。

　　11月3日凌晨，当陈立焦急地等待在手术室外面时，或许还在为“脑瘫儿”或者“大白痴”的未来纠结。这时，护士走出来，告诉他孩子已经没有呼吸和心跳。这位父亲越发坚定了自己的决定：“小孩我不要了，你们不要抢救了，我只要妻子平安。”

　　可当这个意愿被带回手术室的时候，生命的奇迹已经发生，不久后，护士抱着孩子走出手术室，转往新生儿病房继续治疗。那一刻，他呆住了，“我只能接受现实”。

　　相比之下，医生罗军是另一种想法：“如果那会儿把孩子的气管拔掉，等于是我杀了这个孩子。”他还反复强调，国家关于放弃新生儿救治的程序非常严格，陈立的情况并不属于放弃救治一类。

　　但事实上，大夫们常常遇到类似困境。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的医生章伟芳、方曙曾在论文中提到，一个新生儿在出生20分钟后阿氏评分为2分，医生认为无救治价值，但在家长强烈要求下抢救成功。可是6年过去了，这个孩子仍被严重的后遗症影响。

　　另外一种情况则截然相反。医务人员认为一些缺陷新生儿在积极救治后可达基本的生活能力，但家属要求放弃治疗。

　　面对“救还是不救”这样的两难选择，章伟芳、方曙认为，不仅要考虑病人的利益，也要考虑他人、家庭和社会的利益，寻找各种利益的最优结合点，在尊重生命神圣的同时捍卫社会卫生资源分配的公正性。

　　谁也不能决定一个生命是否应该结束，这个叫做伦理

　　这些学术名词，在陈立和罗军面前却显得很无力。据媒体报道，罗军7岁的女儿问他：“你为什么欺负别人的爸爸?”他的回答是：“爸爸没有欺负他，爸爸是因为救了一个孩子，然后被别人的爸爸欺负。”

　　而陈立，过去把这个儿子视为希望。如果不是后来被检查出“缺氧缺血性脑病”的话，这个每天都跑儿科病房的“勤快的父亲”可能还会一直沉浸在幸福之中。

　　邱仁宗认为罗军的做法没错，但如果当晚情况真的如同陈立所描述的那样，说明“医院和病人间的沟通就出现了缺陷”。

　　“医生向家属讲解病情时，应该有一套标准程序，而这恰恰是中国很多医院所欠缺的。”邱仁宗说。他认为，当医生向陈立讲解病情时，“白痴”二字无疑过于简单化了，也没有考虑到家属的承受能力。当新生儿情况紧急时，“也不可以随便找个护士通知病情，努力抢救是一方面，如何与病人沟通，把信息传达给家属也是重要的一方面。”

在美国，残障也曾是件可怕的事。罗斯福曾经拒绝公开他从脊髓灰质炎康复后并不能走远路的事实。肯尼迪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