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起时间太长，都是有些感情的。所以民警和所里领导不会待很长时间，安抚过后会向死刑犯询问最后的愿望，对一些不出格的要求，会尽量满足。”赵亮说。

　　赵亮曾几次开车出去买死刑犯的最后一顿饭，例如某某家的臊子面、泡馍或者饺子，有的则是想吃一顿炒菜，有年轻的则想吃一顿“肯德基”。

　　只要市面上常见的，即使是香烟，死刑犯最后要求大多会被满足。赵亮很少见到有把饭菜吃光的，很多人都是动几筷子，说声“饱了”就作罢。

　　女死刑犯晚上要忙碌一些，会洗澡梳头，同屋的会帮着涂指甲或者修修眉毛，化些淡妆。

　　“死刑执行复核下来三天时间里，他们一般比较忙，这样也好，能冲淡恐惧心理。”随着临刑日期临近，监管民警的神经也紧绷起来。直到死刑犯被去掉脚镣，移交给执行的法警，任务才算结束。

　　他们大多有被溺爱的童年 遇事应多问父母，少请教“兄弟”

　　赵亮长期接触和关注死刑犯。面对记者，他说：“你们很多媒体关注罪行，很容易把死刑犯标签化、脸谱化。他是犯罪了，十恶不赦，可背后，他也是常人，也有努力和挣扎，也有儿女情长。或许，他的生活里95%的时间都是正常人，只有5%出现了偏差，严重犯罪最后判死刑。”

　　长期的工作经历中，赵亮发现，死刑犯们大多有过被溺爱的童年。“小时候有错误，家人就护着宠着，年龄越大错误越大，最后谁也收不住。”对于独生子女教育，赵亮也说不清溺爱的界线，只是建议家长守住朴素的社会道理底线，“对成年人来说，是对还是错，要区分起来并不难。”

　　他建议，社会个体在遭遇冲突困惑时，最好问问自己父母，但有些年轻人却愿意相信所谓的“兄弟”，“那都是电影里的桥段，问父母才能得到最好的答案。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父母会用命来保护孩子。”

　　在赵亮监管过的死刑犯中，绝大多数人在临刑前会告诫弟妹或者子女，“一定不要走我的路。”赵亮和同事有时谈论起某个死刑犯时，最终都会说成一个悲剧故事。

　　“几乎没有谁天生就是杀人恶魔，家庭环境和生存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很深远。不过，很多死刑犯走到犯罪那一步，也有复杂的社会因素。本想好好生活，可自己周围的现实很糟糕，出了事也没有地方说理，化解不了，最后疙瘩越来越大，成了严重暴力犯罪。”

　　法警郑君也有同感，他觉得现在社会里维权成本太高，结果导致一些矛盾以连续悲剧出现，可是很快又被遗忘。

　　他们都建议能有更多社会学者关注死刑犯的犯罪背景和社会因素，“现在的犯罪成因各式各样，是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累加在一起，才出现了一些状况，要给社会吃药，才是最大限度减少死刑犯的根本 。”

　　(注：应采访对象要求，赵亮为化名)

　　临刑前，他们说……

　　美国公布500死囚临终遗言 还原死囚临刑前内心世界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截至今年6月26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被处决的死囚人数达到了500人。自从得州1982年12月恢复死刑后，所有被处决犯人的遗言都被记录了下来。近日，得州刑事司法部网站公布了一个数据库，里面存放了这些死囚的临终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