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并尝试了几桩小本买卖后，他回到国内，先在上海呆了小半年，面试了几份工作，但都没有成功。

　　回想起来，陈斌觉得自己选择了错误的“打开方式”：他竟然开着限量版的宝马跑车，叼着中华烟，摆出一副在澳洲谈项目的架势去应聘一份起薪五六千元的工作。于是，陈斌只得回到父亲身边。

　　而黄晴回到上海后没有接受父亲的安排。她曾准备应聘四大会计事务所，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但这时，她收到了舅公的邀请。

　　这是上海一家创立于90年代的综合性民企集团，如今拥有子公司十多家，产业涉及房地产、五星级酒店、商业街、博物馆、小额贷款公司等。

　　由于黄晴父亲一支的家族中，青年一辈只有她与长她五岁、从小玩在一起的小叔(黄晴舅公的儿子)，故而，黄晴被寄望进入企业帮忙，辅助小叔接班，两人共同打理公司业务。

　　在这件事上，黄晴选择接受。但现实中，围绕接班的父子冲突并不少见，尤其在规模较大的企业集团，碍于计划生育政策，企二代没有接班之外的选择。

　　目前，仅工作两年的黄晴担任上海一家五星级酒店的业主方助理，这是普通人需要很多年才能得到的职位。该酒店聘请国外专业团队管理，而黄晴和她的领导两人是集团派驻酒店的监管方。

　　同样，黄晴小叔进入集团的方式也是“空降”。他在澳洲留学十年，从高中一直读到MBA，回国后直接出任集团副总裁。

　　这样的经历让黄晴感觉到了人员管理的难度，“因为我们都不是从基层做起，而且，过去的人生经历也无助于了解底层员工的想法。”

　　与此同时，经营理念的代沟横亘于两代人之间。“比如，集团旗下的商业街搞节日活动，我们的想法是搞台湾夜市、小吃一条街，但父辈却希望策划一个游园会。”

　　此外，黄晴认为，接班的第三重难题在于如何维护官商关系。“目前，父辈已经建立了很多稳固的关系，我们的任务只是维护、保护它，这并不困难。但问题在于，伴随我们的继承，政府官员也会出现更替，那么，如何建立新的人际圈子呢?当然，我们知道这层关系的建立非常重要，但我们都在国外接受过教育，对于过去乃至现在的一些做法，从内心来说，我们并不喜欢。”

　　事实上，这也是陈斌的难题。去年6月始，他自己做起了生意，承接钢构项目，但依托的仍然是父亲的人脉、关系以及酒店的平台。在建立全新而有效的官商关系上，他还不能独当一面。

　　“二代企业家的成长环境，尤其是留学回来的，更为自由、平等、单纯，他们往往做不来放低尊严的事情，对复杂的人情世故也更为厌倦。”王大骐正在写一本关于富二代的书，为此寻访了不少与他背景相似的孩子，而对于他们无法融入官商文化的现实，他如此解释。

　　富二代的创业

　　从2008年苏浩飞往美国读研的第一天起，他就知道自己最终要回国接手父亲的企业。但他没有料到，这一天的到来会是因为父亲病重。

　　去年下半年，得知父亲被诊断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后，苏浩匆忙带着妻子和未满周岁的女儿回到国内。后来，父亲的情况好转，他又有了一段缓冲期。

　　可是，父亲的企业究竟要怎么接手?苏浩思考这个问题已经有几年了，但没有答案。这是浙江东部地区一家规模中等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中低端的鞋子。过去兴盛时期，企业的年产值曾有好几千万，但近年来，随着原材料、人力等成本不断上升，利润越来越薄。

在浙江当地，很多这样的企业主并不舍得儿女接班，反而希望他们到银行、政府等单位谋求一官半职。苏浩一位同学的母亲甚至认为，与其天天与素质低下的农民工打交道，还不如老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