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从知情的老师那里知道，赵健的父母正在闹离婚，所以才把他送回老家读书。赵健是学校“飞宇文学社”的成员，全校只招收了十几个人，当时他写的作文题目是“母恩难忘”。老师告诉记者，这个孩子很聪明，学习也认真，只是父母的事让原本就内向的他更不爱说话了。

　　“比较起来，父母在身边的孩子更活泼些。”62岁的黄秋英说。她是中心校的生活老师，照顾过很多寄宿生。让她印象最深的是陈伟，来时才8岁，“每晚都哭，没办法，我就带着他睡。两个多月后才好些”。去年夏天，陈伟考上复旦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后还特地来看了老人。老人心里由衷地高兴。

　　像黄秋英这样的生活老师，以前每月工资260元，现在500元，除了周末，差不多是24小时值班。虽然收入不高，但她们还经常给孩子垫付医药费。十年来，黄秋英记不清带过多少孩子去医院垫过多少钱了。“每次挂水要垫一两百元，病毒高发季，最多一天要带三四名孩子去看病，得垫七八百元。不过孩子的父母知道后，都很快会把钱还给我们。”黄秋英已经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孙辈，学生也亲切地称她为“奶奶”。

　　在中心校，所有任课老师都是代理爸爸、代理妈妈——除了传授文化知识，还要特别关注孩子的心理。老师们都说，虽然孩子们看起来比较适应学校生活，但对父母的思念都藏在心底，不能触碰。阮佩君老师曾给一个五年级寄宿班上音乐课，教孩子唱一首歌——《留守的孩子》。

　　“那条花格裤，裤腿变短了，奶奶说我的个子，又见长高啦。我考了满分老师夸我了，哦……远方的妈妈，你会知道吗……”“都说妈妈在哪，哪里就是家，可是打工的妈妈，远在天涯。我多么盼望你能早点回家，在妈妈怀里，眼含幸福的泪花。”

　　阮佩君觉得这首歌歌词写得特别真实，所以就教孩子们唱。课上还一切正常，但后一堂课的老师一下课就急匆匆过来问：“你教他们唱的什么歌?怎么全班40多名孩子全趴在桌上哭?”阮佩君告诉记者，现在再也不敢教这类歌了。

　　人气很旺的永兴禅庵

　　南宋村的永兴禅庵，平日里没什么香火，只有庙会时才会烟雾缭绕，但这里人气一直很旺，留守老人闷在家里难受，就会到这里坐坐、聊聊。

　　这一天，又是个好天气，没有风，阳光明媚，过来晒太阳聊天的老人更多了。

　　66岁的吴开华话不多，多数时间在安静地听。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在上海，两个在苏州。去年中风后，走路就得拄拐了，但每天下午，他都会蹒跚15分钟过来，“到这里听听，不说话，也觉得心里踏实”。

　　大儿子16岁就跟吴开华当船员跑运输，后来独自在外，25年了，整夜整夜地开船，非常辛苦。“没啥要求，就希望孩子在外面过得好点。但我有一个要求他们必须做到，就是春节一定要回趟家，住上几天。”吴开华轻声说，“其他不用多想，想了也没用。”说到这里，原本淡定的老人脸部一阵抽搐，眼圈发红。

　　正在这时，庵外传来一阵吵闹声。原来是有位老人看记者一直在庵里问来问去，怀疑记者的身份，要报警，其他老人反对。但电话还是打到了中堡镇派出所。一个多小时后，镇里来了3名警察，领头的陈警官跟记者打招呼：“问过镇长，他说有半月谈记者到村里采访。但对村民负责，我们必须过来履行一下程序。”

打电话报警的易纯来今年60岁。“我们地方小，没想到会来大记者，有必要让公安来鉴定一下。”他说，村里留守老人多，容易受骗，“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