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萍有了一双皮肤粗糙、关节肿大变形、明显老于年龄的手。

　　“干了这么多年，一方面已经难以适应另外一种生活，另一方面这一段履历一写，再想回到白领的行列基本已不可能。”刘小萍说，“但这一行现在也不行了，退一步讲，就算还能挣钱又能做多久呢?有什么前途呢?”

　　更大的困扰是，刘小萍的婚姻成了问题。尽管她的工作不包含任何不健康的内容，但别人看的时候还是戴着有色眼镜。她长相还算漂亮，有不少人喜欢她，和她约会，但从不会考虑跟她结婚。

　　“为了给父母一栋养老房，可以说毁了我的人生。”刘小萍说。

　　对于罗峰、何东光而言，还不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但为了获得与城市同龄人同样的生活条件，必须付出数倍的艰辛，也是不争的事实。

　　何东光说，东莞的房价真正涨起来，是在2007年，从三四千元直线蹿升到2008年的七八千元，现在市区房价普遍已经过万。如果不需要操心父母的住房、养老、医疗等问题，用早年间挣的十几万元先买房，那么自己至少可以少做十几年的“无用功”。他刚刚在东莞南城区买了房子，100多万元，背负20年的按揭，现在还在存装修的钱。

　　2008年，股票暴涨，傻瓜都能挣大钱。何东光的一个朋友，拿2万元炒短线，半年翻了十几倍。连单位的司机，一年下来都赚了十几万元。他们都动员何东光炒股票。“但我没有钱啊，我的工资一到手，就全部汇给家里了。除了建房子，家里供我上学也欠了一屁股债。”

　　做城市的人，操农村的心，人在城市，但无法享受城市的生活。何东光很羡慕那些父母有退休金、有社保、有存款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啃老族”，刚刚毕业一两年就在父母支持下买房买车，有的即便不“啃老”，也能够放心地花自己的薪水，旅游、购物、娱乐随心所欲。而像自己这样的人，就只能强迫自己“抠门”。

　　“其实我们是‘老啃族’，跟他们就像不是生活在一个时代。”何东光说，因为有“父母老矣”、“老无所养”的心理恐慌，在物质压力面前动弹不得，人生也显得狭隘。

　　偿债者们

　　同是“80后”的周玲，一看到手机显示家里拨来的电话就会很害怕。“总觉得会出什么事。”

　　家里来电话，无非两件事，一是要钱，二是出事了。要钱都还好说，自己没钱可以借，就怕出大事(比如一场大病，或者意外的灾祸)，多年来勉强维系着的生活就会崩溃。

　　她是湖南浏阳人，在深圳工作，每月领4000元左右的工资。工资的使用分配如下：房租、伙食费、电话费加起来每月1500元，寄给父母1000元生活费，给还在上大学的弟弟1000元生活费。剩下500元，不买衣服、也没有朋友聚餐的情况下能存下来，否则就会月光。

　　最让她苦恼的是，一年中总有几次同学、朋友从外地来深圳需要接待，那么整个月的工资就分文不剩了。“有时为了几天的生活，要去向同事借一两百元，自己心酸，别人也心酸。”

　　“老啃族”的困顿与无奈，在周玲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有时父母或者弟弟来电话，要求临时追加一些钱，要么是看病，要么是凑份子参加村里的筑路、修桥、建祠堂，或者购买额外的生活用品，她的生活就会陷入窘迫，有时会急得暗自哭泣。

　　现在她有了男朋友，郁闷的是，对方的情况几乎就是自己的翻版。“去年他领了大概六七万元的工资，给了家里5万元，盖房子，还是盖房子!”

再过几年，双方父母都老了，小两口面临的将是不见尽头的养老压力。周玲说，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