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来退货，瓜子全部霉烂，公司亏损60万元。

　　步鑫生的厂子则在1984年埋下了隐患。当时浙江兴起了“西装热”，步鑫生一开始只想小试一下，搞个6万套的生产线，没想到一位厅长对他说：“你是步鑫生，要搞就搞全国最大的，起码30万套，三年后80万套!”

　　“是我顶不住压力。”步鑫生曾对媒体表示过对当年决策的懊恼，如果没有那30万套西装，此后的结局可能截然不同。生产线还没铺完，“西装热”早已烟消云散。加上当时国家出台了财政紧缩政策，生产材料全部涨价，衬衫总厂入不敷出。

　　1987年底，省里调查组来调查，次年步鑫生就因管理不善被免职。“我是从广播电台听到这一消息的。”步鑫生说。

　　没有人与他谈过话，也没有在厂里宣布过。这甚至比马胜利的5分钟下岗更为残酷。

　　步鑫生后来自嘲：“1988年事情多，火车相撞，飞机坠毁，闹洪灾，还有就是：我被免职了。”

　　也是在1988年，鲁冠球给身无分文的步鑫生汇了两次款，一共500元，以接济刚刚被免职的步鑫生。

　　步鑫生感激地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鲁冠球和其他企业家朋友帮了我。”对于步鑫生的经历，鲁冠球一直有些愤愤不平，在一次会议上他曾经对记者说：“如果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允许失败，这怎么干?谁还敢探索?”

　　鲁冠球在1983年对镇政府主办的万向节厂实施了产权改革，因此被誉为“中国产权变革第一人”。到1988年，鲁冠球以1500万元向宁围镇政府买断了万向节厂股权，使企业真正成为当时还颇受争议的私营企业。

　　这一年，“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成立，要“在全国承包100家造纸厂，打造中国纸业托拉斯”。

　　马胜利这时把对外承包的步子加快，有时“一天看好几个企业、谈个把小时就签下一个承包合同”，一些亏损企业打出了“强烈要求马胜利厂长承包我厂”的横幅。

　　扩张，也是马胜利在石家庄失败的根本原因。1990年，他的企业已经亏损300多万元。

　　而杨嘉兴一生难忘的是，就在鹿城城市信用社开业前两天，当地人民银行派来两人下了最后通牒：“不准开业，否则后果自负。”

　　杨嘉兴的两位合伙人因此抽回了资金。连一位打算在这里工作的银行退休会计也打了退堂鼓。

　　最后是由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给人民银行领导打了电话，指示要让杨试办信用社。

　　杨嘉兴与董朝才本来并不认识。他在书记可能出现的地方---温州市政府招待所等了一天，终于见到了董朝才。

　　其实1985年起，温州乐清爆发“抬会”案，造成60多人自杀，200多人潜逃，8万多户家庭受牵连。

　　承担了如此压力，董朝才仍然支持了杨嘉兴的尝试。他是一个在温州历史上留下了名字的人。

　　受领导所托“扭转”温州在80年代前期发展私营经济的做法，后来董朝才曾承认，他是带着问题和“对资本主义的天然警觉”到温州履新的。

　　但是很快，他就站在了“资本主义”一方，拿出了温州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这又使他和温州陷入漩涡。

　　从1987年中共十三大开始，私营企业的“口子”终于放开。但一直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结束，当地党报才说，温州的这场“自费改革”终于得到了上下一致的肯定。

　　可改革的未来，其实还难着呢。

　　不了了之的罪名

1989年，年广九以“流氓罪”第三次入狱。1980年、1984年、1989年，刚好是改革开放的三个重要转折点。年广九起承转合的命运因此被认为暗合着中国个私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