嗓子已经喊得破了音，他仍然领着斗志昂扬的邻居们一起高呼，“反对!反对!抵制!抵制!”

　　最终，这场抗议以胜利告终。2月15日，一张杨浦区卫计委的回复意见书被居民们拍下来传上论坛。对于该项目不予受理的结果，许多人回帖称“民意获胜”，只有一个人留言“多好的事情啊，就这么搁浅了，哎”，但随即便引来攻击：“没事还有希望的，可以建到你们家小区去!”

　　对于发生在上海的这些故事，朱伟丝毫不感到陌生。

　　事实上，在松堂医院成立至今的27年里，他们已经搬过7次家，其中4次是因为遭遇居民反对，而他们如今的落脚点是在五环外的京通快速路旁。

　　“现在医院守在辅路上，离老百姓已经稍微有些距离了。”朱伟告诉记者，如今再有120或者999的车来，他们会尽量要求对方不鸣笛;至于出殡的车，“有时也不再挂黑纱”。对于这所平均每天送走两个人的临终关怀医院来说，远离市中心，尽量不让外界感受到死亡的气息，是他们必须做出的现实选择。

　　对他们来说这没什么呀，只不过就是救护车会来把这些走向生命尽头的老人接走

　　事实上，中国临终关怀事业的起步并不算晚。早在1988年，天津医学院就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临终关怀研究中心，并随即筹建了第一个临终关怀病房。然而，20多年过去了，临终关怀在中国的境遇却仍显得十分坎坷。

　　“中国人对这个死亡特别的恐惧和忌讳，不愿意谈这个死字，当然也不会愿意看老人临终的样子。”张雪梅是一家推广日式养老服务的机构负责人，她清楚地记得，曾经有一位老人在自己开办的社区养老机构里去世，结果两个年轻护士吓得几夜没敢回宿舍睡觉，而张雪梅则决定，“必须向邻居们隐瞒这件事情”。

　　这与她在日本的感受完全不同。这个曾经在日本生活过20多年的中国人记得，在日本，一些养老机构会设有少量的临终关怀床位，而这些机构大多都建在住宅区附近，“这样更能方便家人探望”，有的日托所性质的养老机构更是直接建在居民楼里面。

　　“对他们来说这没什么呀，只不过就是救护车会来把这些走向生命尽头的老人接走。”张雪梅记得，在市区里开车的时候，经常能看到马路边上立着一个大牌子，写有举办葬礼仪式的标识。

　　“日本人把死亡看做人生中的一个阶段，一个每个人都要走过的阶段，他们可以很淡定很平静地谈论死亡。”在张雪梅的印象里，在日本的养老或者临终关怀机构中，一个老人去世了，其他老人会一起为逝者举行送别仪式，每个老人手中都拿着一支鲜花，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轻轻献给离世的老人。

　　“当然，运走老人的遗体时，我们会尽量避开他人的视线，选择特别通道走，但这主要是从不打扰别人的角度考虑。”张雪梅说。

　　相似的情况还出现在英国。上海新华医院肿瘤科副主任沈伟在英国考察时发现，专业的临终关怀机构，一般会放在离社区十分钟左右车程的地方，“这主要是从车子进出方便、不扰民的角度考虑，跟我们这种忌讳是不一样的”。沈伟说，英国人对死亡的态度用一个细节就能表现，在小镇上，公墓往往会占据社区里最好的位置。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呼吸治疗科主任成文武被称为“上海送走病人最多的医生”。在他看来，有临终关怀服务的机构在各地遭遇观念上的阻力，本质上的原因在于缺乏对死亡的尊重。

“人家都是从童年时期就开始接受系统性的死亡教育。”成文武曾看过一本外国童书，叫做《当爷爷变成了幽灵》，讲的正是大人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