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坦言，户籍改革时，如果与户籍制度挂钩的政策如医疗、计生等等还未与户籍完全脱钩，就特别需要各部门与新的户籍政策相协调。

　　“我们现在是先改户籍制度，后调整各个部门的政策，但严格来讲，应该是先改各个部门的政策。”乔晓春认为，让各部门先改自己的政策并非易事。

　　居住证的饼能摊多大，取决于财政的支持力度

　　在多位受访学者看来，基础公共服务能否真正得到落实，关键在钱。

　　乔晓春说，解决流动人口的服务问题其实是财政问题，“这个钱谁出?之所以不能所有人都给户籍，是因为如果都变成本地户籍，城市的财政是支撑不了的”。

　　中国青年报记者2013年曾报道，一对非京籍夫妇在京工作已15年，育有一子。但是，当他们向北京、男女方原户籍地要求办理独生子女证时，却都遭到拒绝。

　　最终，经过“特事特办”式的协调，他们在男方户籍地办理了独生子女证，并获得1000余元的独生子女奖励。

　　事实上，在目前各省级行政区划中，独生子女费无一例外均要回原户籍地领取。尽管这一陈旧的规定已不能完全适应人口流动的现状。

　　独生子女费无疑属于9项基本公共服务中的“计划生育服务和奖励优待”。根据征求意见稿，如果流动人口的这部分钱由流动人口所在地支付，在全国独生子女奖励尚无统一平台的现状下，这无疑是不小的数字。

　　而其余8项基本公共服务、6项便利，几乎每一项背后都包含一笔开支，每一笔开支又与户籍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财政分配体制，到底一个地区的公共服务多少由地方承担，多少由中央承担。”乔晓春直言，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必然会导致地方对改革不积极，从而提供的公共服务十分有限。

　　在陆杰华看来，这一问题有可能通过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来解决，但“可能性不是很大”。

　　他认为，可以将为流动人口提供服务的效果纳入中央对地方的考核机制，加强监督和执行效力的评估，以此提高地方积极性。

　　彭希哲则分析，目前，上海有近1000万外来人口，其中约900万是年轻人。作为上海外来人口的主体，年轻人为上海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上海为他们提供的公共服务。

　　“的确，一个地方增加外来人口会增加公共服务的投入，给当地带来压力。但是，外来人口很大程度上是做了贡献的，并不是无偿享有政府的公共服务。”彭希哲说。

　　他认为，某些基础公共服务其实对地方财政压力不大。他以社会保障举例说，医保和养老保险都是以缴费为基础的，应该自身收支平衡，如果亏空，一般会有财政补贴。中国大量的人口流动其实都是年轻人的流动，而年轻人享受养老资源、医疗费用都是相对比较少的。

　　多位受访学者的共识是，居住证的饼能摊多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财政的支持力度。所以，不同城市对居住证的定义不完全一样。

　　很多人并不想永久待在一座城市

　　在户籍改革的路线图中，新的居住证制度与城市化进程联系在一起。

　　彭希哲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征求意见稿所提的居住证制度本是全国统一，但在实际执行中，不同类型、不同层级的城市都不一样。小城市可以直接给户籍，大城市可能会比较广泛地使用居住证服务和管理，或使用积分落户的办法配合居住证的使用。

　　征求意见稿体现的正是这一原则。条文明确，居住证发放地政府应根据四种类别，确定落户条件。这四类是建制镇和小城市、城区人口50万至100万的中等城市、城区人口1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

征求意见稿规定，特大城市应当根据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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