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粉彩的起源

　　“粉彩”来源自法语famille rose，泛指装饰陶瓷用的一种彩釉，并于康熙末年传入中国。这种彩釉融合了三种重要的新颜色：从胶态金提取而来的半透明红宝石粉;不透明的锡铅黄和可以独立使用或者与其他天然色素混合使颜料颜色变浅的铅砷白。中国学者也给这种彩釉起过很多的名字。18世纪，“洋彩”(外来彩瓷)逐渐盛行。在20世纪早期，鉴赏家们开始使用‘粉彩’和‘软彩’，且这些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在此为了便于描述我们称之为粉彩。

　　一直以来，西方学者笃信新的粉彩是受欧洲的影响发展而来的。且在1969年公开发表的一篇开创性的文章中，哈里加纳爵士这样写道：“‘洋彩’这个称谓就已经说明该项技术源自于西方，并且粉彩技术以及其加工材料可能是从欧洲引进的这一事实我们已早有耳闻。”

　　加纳是个数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中国艺术收藏家。这得益于他对欧洲，特别是17世纪法国以及德国南部的铜制品珐琅的研究。这些艺术品使用的粉彩取材于胶态金，而这种胶态金是由所谓的“金锡紫”技术生产出来的。先用王水(硝酸和盐酸的混合液)溶解黄金，产生金的氯化物，然后加入锡、氧化镁或者氧化铝，形成沉淀，即为胶态金。加纳利用教会档案室保存的资料来进行研究。这些资料记载了西洋工匠以及传教士在中国宫廷的工作情况，详细记载着献给康熙及雍正皇帝的西洋瓷釉。他的粉彩源自西方的观点受到著有英文版中国陶瓷权威著作的作者的认同，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80年代初，陶瓷学家们开始通过分析珐琅本身的结构来探寻彩釉新的发展途径。范迪瓦认为中国粉彩的制作过程中，用宝石红优于用金锡紫。张福康分析康熙五彩以及制作于康熙年间四件最早的粉彩陶片。通过研究，他们发现后期的彩釉与早期的大相径庭，它们中含有硼，这与明朝的景泰蓝瓷器相似。朱利安·亨德森、特雷吉厄也探究明朝的景泰蓝彩釉对18世纪瓷器彩饰的影响。希拉·温科第一次在一本中国瓷器综合性的书刊中结合了上述的这些新发现，指出在中国粉彩中没有锡，锡只存在于法国的彩饰中。这种看法是出自于在没有任何参考文献可以提供法国粉彩成分的情况下对中国瓷器极为浅显狭隘的分析。

　　虽然18世纪的中国粉彩有借鉴于西方，但是在其制造工艺上并没有沿用遵循欧洲的技术。然而，这个结论却是在一个只针对少量的中国瓷器进行的测试，并没有对欧洲瓷器进行研究。抽样结果显示，在中国，玻璃制造工艺以及金属表面彩釉技术迎合了给瓷器上珐琅的目的。有了这层关联，探究中国瓷器的本源就显得非常有趣了。这得从康熙皇帝推动珐琅的发展说起。1681年，景德镇(在现今的江西省境内)兴建完工了官窑，康熙帝重点吸收了一些其他的，特别是国外工艺品的加工技术。当时清政府下令官员须密切关注其辖区内西方传教士的活动，限制他们传教。1716年，故宫设立了一个专门从事金属珐琅瓷作坊。同年，广东巡抚为京城推荐了两名可以提炼胭脂红彩釉的工匠，一个叫潘亮，另一个叫杨世彰，而胭脂红提炼术正是由潘亮发明的。1719年，当他向朝廷引荐一名掌握彩釉技术的法国传教士时，该传教士发现，中国工匠们已经具备了大概的彩釉烧制技术。珐琅研究是在内务府下设的造办处进行的，地点设在了养心殿(静心修养的宫殿)。1718年以后，造办处的扩建足以显示人们对工艺研究的关注度。

雍正皇帝统治期间珐琅彩的加工技术研究继续得到大力支持，并且当时一流的彩瓷就是在这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