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老年，社会养老压力将浮出水面，薄弱的经济基础和失调的人口结构，不具备供养老年 人口的能力，养老危机将爆发。届时既缺乏养老所需财力也缺乏养老所需人力，养老的财政供给压力将相当大，家庭和社会都面临着养老风险的冲击。在目前这种 “四二一”家庭结构中，需要赡养老人增多，中青年将不堪重负。尤其是2030年后，届时供养一个老年人所用的劳动力将由目前的近5个演变成2个。

　　修复人口结构已步入最后窗口期

　　因此，笔者认为，2020年后人口“三难”的全面爆发，将给我国的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作为发展中大国，大量增加劳动力投入依然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未来劳动力供应量的急剧下降，将造成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过早丧失劳动力比较优势。

　　人口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至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口结构处于少子化情形下能由中等收入经济体演变成发达经济体。目前，全球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由中等收入演变成发达经济体的国家并不多。如果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不及时作出重大战略性调整，促进人口结构向正常水平回升，那么即使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还将出现跨越之后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局面。从人口角度上看，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梦将面临巨大挑战。

　　人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目前，我国虽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由于严重少子化和快速老龄化相叠加，人口结构已严重扭曲，曾经引以为傲的人口优势正逐渐丧失，未来我国人口将大而不强，难以担当支撑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国梦的历史重任。

　　笔者认为，我国人口结构改善目标的底限应是0~14岁人口所占比重由现在的16.5%调整到18.5%，这是一条人口安全红线，这至少需要新增 3300多万少儿。“单独二孩”政策带来的增量人口上限为400万人，其提升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到0.3%。显然，靠“单独二孩”难以实现这一 目标。

　　当前，修复人口结构已步入最后“窗口期”。由于上世纪80、90年代出生妇女的生育意愿远低于70年代出生妇女，以及后备育龄妇女急剧减 少，2010年，0~9岁女孩只有6600万人，比20~29岁妇女的11300万人少了近一半。因而，补偿性生育主力军是70年代出生妇女，然而她们中 最小的也已超过35周岁，属于高龄产妇。随着时间推移，其怀孕概率下降很多、畸形儿概率增加很多、生育风险也提升了很多。

　　随着时间流逝，现在每年都有好几百万育龄妇女丧失生育能力。因而，我国人口发展已进入了关键的历史节点，当前及“十三五”是人口政策调整的最后关键期，修复人口结构、缓解人口危机正与时间赛跑。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根本原因是人口进入了新常态，由于人口红利衰减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由于人口的剧变造成劳动力供求发生逆转，低成本劳动力 优势基本丧失，传统依靠劳动力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走到尽头，难以为继。但这只是人口危机爆发前的冰山一角，真正的考验还在2020年之后。

　　我们都知道，人口再生产周期长，当前应抓住许多老百姓尚有一定生育意愿及还有较多妇女处于育龄期这一时机，立即启动全面放开“二孩”。现在应该担心的是补偿性生育量太小的问题，而不是生育堆积。

从国际上看，韩国少子化水平与我国相当，其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6.0%，仅比我国低0.5个百分点，然而韩国于1996年在生育率降到1.65后就取消了从1962年开始实施的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控制人口政策，并随后出台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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