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有句诗“聋人不信有惊雷”，周长岭给自己起的微信名却是“听惊雷”。16岁时，半包感冒药夺去了她的声音，夺不走她想折腾出点声音的劲儿。
17年前，在社区居委会和街道办的支持下，周长岭与厂里退休的30多位聋哑人组成了当时省里的首支秧歌队，用身体的律动继续对生活的热与爱。如今，散了、搬了，老队伍也只剩了5人。“还扭不扭?”把左手的拇指与右手的拇指一起向前滑动，周长岭连着说了三个“继续下去”。
【1】失声
3年前，五里牌坊社区开始拆迁，居委会的办公地点一搬再搬，周长岭的心却始终被拴着，“一个微信，就来了。”
见到记者时，周长岭带了两位“翻译”：刘冬梅与郭秀兰。郭秀兰的手语可以做到“同声”传译，刘冬梅说，她的手语天分不咋好，但能看懂周长岭的手语。
即使不用手语，看着刘冬梅与郭秀兰的嘴型，周长岭也能知道俩人说什么。“18年了，太熟了。”
刘冬梅是五里牌坊社区党总支书记，也是居委会主任，郭秀兰，是“前主任”，他们与周长岭，在2001年就认识了。
71岁的周长岭，双目有光，看起来不过60岁出头。“记者夸你呢，精神好，显年轻。”郭秀兰把这句话用手语翻译出来，周长岭笑着比了个大拇指：“闲不下来，爱热闹。”
风风火火、聪明，是刘冬梅给出的评价。
聊了几句后，“比划”的同时，周长岭出了声：断断续续，时有时无，只能听清几个字。
她的聋哑，是后天的。
16岁时，半包感冒药夺去了她的听力，“二十分钟，才二十分钟，耳朵就听不到了。”周长岭举起了右手，手指伸出一个“二”，犹如一把剪刀，把她的人生剪做两段。
听力没了后，口语退化严重，声音在周长岭的世界里消失了。
一个16岁进入无声世界的女孩子该做什么?
“当医生、跳舞，穿起白大褂或者穿起红舞衣，两个都是很美的职业。”这是16岁之前，周长岭对做什么的向往。
变故却打破了计划。
离开学校后，18岁的周长岭去找了市长。“对，是市长。”说出来，又让两位“翻译”确定后传递给记者，“我找市长。”周长岭点了点头。
初衷也很简单，不想围着锅台转。“我跟市长说，我虽然听不见了，我不想在家当个家庭妇女，我要求工作。”
一个月后，周长岭来到了济南拔丝镀锌厂工作，也开始了她在五里牌坊社区新的人生。
【2】舞蹈
“既然来了，就跟师父好好学手艺。”拔丝厂里基本都是聋哑人与盲人，学手艺的同时，要把手语先学会。
周长岭的娘家在北大槐树村，没有自行车，在家和厂子的路上，“爸爸、妈妈”，把手在嘴部比比划划，上下班的路走了两三个月后，手语也都熟了。
后来，周长岭还参与了济南版“手语”的标准制定。语言有普通话有方言，手语也是如此。当时，济南聋哑人使用的都是本土手语，“国标”版有很多并不适合济南实情，周长岭就参与制定了济南版的标准手语，“以后，又经过修订，还出了书。”
“聋哑人，没小事，有矛盾了，讲道理。是我的错，我认错，继续，你好我好。”周长岭又竖起了大拇指，在拔丝厂里，她适应的很快，与同事们也相处愉快。
因为可以出声，渐渐地，她也成为厂里兄弟姐妹们的代言人。“有不公平的地方，我帮大家伙说出来，找领导反应。”这种个性，也让大家信任她，愿意听她的。
刘冬梅肯定了这一点。
“在我们辖区里，有6座拔丝厂的宿舍，因为居民的特殊性，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就很快认识了长岭，一方面她还能说一些话，沟通起来更方便，另一方面，她有威信，有事找她就行了，大家伙儿听她的。”
在2001年左右，周长岭的这种桥梁作用，再次有了用武之地。
那时，周长岭退休了，很多厂里的兄弟姐妹们一块儿退休了。刘冬梅还记得当时的情景：50岁出头闲下来，他们突然不知道干什么了，打麻将、打扑克，玩着玩着就吵吵起来了。
“看”到刘冬梅的讲述，一旁的周长岭急急地点头，跟记者边说边“比划”起来：聋哑人的特点是爱动、就爱聚在一起比划，东家长西家短，比划着比划着矛盾也就来了。
“让他们跳跳舞、扭扭秧歌吧。”正好，周长岭曾经的那根想跳舞的弦又被点燃了，与刘冬梅和郭秀兰的想法碰撞到了一起。2002年，在居委会和青年公园街道办的支持下，周长岭组织起了中老年秧歌队，这也是当时省里的首支聋哑人秧歌队，此后，腰鼓、舞蹈等表演都上了，队伍还有了名字——“我的兄弟姐妹舞蹈队”。
周长岭是队长。刘冬梅和郭秀兰，是舞蹈队的“耳朵”。
【3】继续
“我们找了光明街小学幼儿园的老师用业余的时间给他们编舞、排舞，他们聪明，学得快，很快，他们就成小有名气的‘明星队’了。”
“别的社区有活动让我们去，区残联、市残联也让我们去表演，获了好多奖。”提及演出的日子，周长岭的双手在空中飞舞，“多少场?记不得啦，太多了，太多了。”
场次记不清了，曲目却都在手上和心里。“比划”到兴奋时，周长岭来了段他们舞蹈队的代表曲目《东方红》。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嘴里是断断续续的歌声，眼睛随着手指流转，面对记者一个人的观众，周长岭却觉得那是站在“我的兄弟姐妹广场”上的日子。
“我的兄弟姐妹广场”与济南拔丝厂宿舍一样，伴随着拆迁，已经消失在地图上。可在周长岭的心里，那是一个记录着他们用身体律动发声的舞台。
“这个广场也是当时为了让辖区里的聋哑人和盲人有一个活动的场地，专门申请建设的。”刘冬梅也记得当时搬迁时，“我的兄弟姐妹舞蹈队”每一个人都与广场合影，以及那场最后的《东方红》表演。
“长岭能把‘东方红’记得这么清楚，是当时这个表演真的影响力很大，一演出这个，广场外都是围得满满的，大家是自发的来，跟着一起表演一起唱。”
2016年，五里牌坊开始拆迁，在一座单元楼上住久了的人开始四散，租住在不同的地方。
但，“聋哑人就爱聚在一起比划。”如周长岭说的那样，这三年的时间，刘冬梅也见证了他们对老地方和老邻居的依恋。“有事有活动，一个微信他们就会回来，聚在一起，聊半天才肯走。”
对“我的兄弟姐妹舞蹈队”，周长岭更依恋。“散了、搬了，还剩5个人了，我却有这么个决心，老了，跳不动了就用手。”
指着自己的腿，周长岭说，腿不好了。71岁，各种疾病也找上了，由不得人。即使原来的队伍只剩5个人，那也要继续。“继续、继续、继续。”把两个手的大拇指组成一个平行线，周长岭说她有这个决心。
旅游、学电脑、写日志，周长岭自己的人生之路也在继续。她的QQ名字叫“于无声处听惊雷”，微信名则缩为了“听惊雷”，表面静如止水，内在却是一团奔突不息的活火，于无色处见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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