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明：在“儒风”和“雅艺”中追寻民族文化精神

　　2021年3月14日至21日，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评奖工作在浙江绍兴举行，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吕文明教授的专著《从儒风到雅艺：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研究》(以下简称《从儒风到雅艺》)重磅入选。

　　事实上，这本专著早已溢出书学研究的范畴，吕文明在书中首次提出“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系统研究。他将书法与历史学、社会学、美学、艺术学等诸多学科融合研究，打造出一部从书法的角度呈现魏晋文化丰富内涵的精品力作。

　　“变迁中的时代文化的广阔场景”

　　也许正是因为《从儒风到雅艺》脱离了纯书法研究这一相对较窄的视阈，而是扩展到儒学、玄学、文艺乃至家族文化风气转型等问题，呈现出魏晋社会和文化史研究的丰富内涵，因而格外引起学界关注。

　　事实上，当2014年吕文明把研究的视角聚向“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的时候，就注定了其学术研究之路不会单纯停留在书法上，“受我的导师王志民先生影响，我一直在努力追求打通文史哲三大学科，在宏观和综合的学术视野下研究魏晋思想文化和艺术发展。”所以，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研究——政治与社会变迁视阈下的艺术史观”为分水岭，吕文明的学术研究开始发生视阈的转向。在这种转向中，吕文明开始关注儒学、玄学、佛学等重要问题，学术视野进一步开阔起来，“当我把魏晋这一中国书法发展的关键期放诸思想文化和社会变迁的宏大视阈中时，魏晋书法发展的脉络就逐渐清晰起来。”

　　以世家大族为载体研究魏晋书法，体现了吕文明学术眼光的敏锐和独特，“虽然魏晋时期的文艺发展几乎都出现了家族传承的迹象，但它们中没有一种像书法这样典型，特别是王羲之及琅琊王氏家族的出现，更为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的传承发展作出了最好的注脚。”

　　如何界定魏晋书法文化世家?吕文明为其定位的基本原则是：家族声势显赫，一度成为魏晋门阀世族的核心和领袖;书法传承至少在三代中进行或者在某一代出现家族书法高度繁荣的景象;传承中有杰出的人物出现。按照这样的原则，他重点研究的魏晋书法文化世家主要包括颍川钟氏、河东卫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高平郗氏、泰山羊氏等7个家族。因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的发展起自东汉中晚期，所以他对在中国书法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东汉博陵崔氏、敦煌张氏和陈留蔡氏3个家族的书法发展也进行了分析。他在研究中深刻揭示了这些家族书法发展的概况，并得出结论：“这些书法文化世家一直延续着书法传承和创新的优良传统，家族之间也通过师承、联姻和交游等进行书法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各家族自觉形成独具特色的书法文化精神，这些精神又通过家族间的交流而进一步聚合、发展，最终构成魏晋书法文化的主体精神。”

　　吕文明在书中深刻揭示了家族文化传承发展问题，并以此照鉴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展现出政治和社会变迁视阈中的广阔文化场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诚如吕文明的导师王志民先生在序言中所说：“文明非常注重从广阔的时代背景和多层文化视角去分析和探讨形成书法文化世家的历史现象，他从世家文化变迁、时局巨变中的世族南迁和南北文化碰撞、融合的大背景出发，深入探讨文艺精神的聚合与新变。他将儒学嬗变、经学衰微、玄学兴起、地域文化交流乃至士人风气变化等文化现象与书法的演进、革新结合起来，深入挖掘魏晋书法出现繁荣和发展高峰的深层文化因素。这样的研究思路更加开阔，站位更高，这种广泛涉及政治、哲学、文艺和社会思潮的探索，充分体现出他打通文史哲后的学科综合优势，既属于艺术史研究，又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家族文化转型研究，入口处是书法世家，而展现的却是变迁中的时代文化的广阔场景。”“文人所特有的那种巨大的安静”

　　和吕文明交流，在他那看似激情澎湃、滔滔不绝的谈吐背后，却有一种文人身上的巨大安静在静静地流淌，这与他青年学者的身份和气质非常契合。他说，自己对于学问的执着追求源于自少年时期就在心底里激荡着的历史文化精神。

　　吕文明少年时期就喜欢读古典小说，听乡野老者讲胶东历史上的名人轶事;14岁就在报纸上发表第一首诗：“偶见枝头一鸟窝，层层嫩草细张罗。新巢筑就乌先占，愁对荒丘唤奈何。”高一因病休学，他在惆怅和苦闷中写出了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青春风雨行》。这些都让吕文明的精神世界无比充盈和丰富起来。

　　上大学的时候，吕文明的专业是新闻学，但他却经常到美术学院听李宗玮老师的书法课，“李老师的文人气很重，在他身上能看到中国古代文人所特有的那种巨大的安静。”这“巨大的安静”深深吸引了吕文明，和他自青少年时期就在心底里形成的文人气质不谋而合，所以，他最终考了文艺美学的研究生。在这一过程中，李老师的“中国书法史”课程，他前后听了不下5遍。“我听一遍有一遍的感受，直到现在，李老师在课堂上的一些发问仍然让我沉浸在对于中国书法史和文化史的深深思考中。”

　　文人的巨大安静让吕文明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能不忘初心，毅然决然地按照自己的理想追求一路向前。研究生毕业后，吕文明从事了一段时间的学生管理工作，就是在那种嘈杂繁忙的氛围中，他硬是养成了坚持读书、写文章和写字的好习惯。时至今日，他还是常常想起在长清校区工作的4年，“很少回市区，下了班就一个人在办公室独处，读书、创作。每天晚上最后一个离开办公楼的人一定是我。尤其是学校放了寒假停了暖气，整个校园空无一人，我会独自一人在办公室，一周不下楼，就是读书、思考，写文章、搞创作。我喜欢这样的独处。”就是凭着这样的精神，吕文明在刚参加工作的5年里撰写了30多篇文章，13次在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学术研讨活动中获奖和入选，出版了两本学术论文集。“所以，在后来读博士的时候，我能很快进入研究状态，比较轻松地写出40多万字的博士论文。其实，我的学术研究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只不过读博士以后，我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学术思维更加缜密，这要感谢我的导师王志民先生。”王志民先生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宽广的学术胸怀让吕文明受益匪浅。读博伊始，王志民先生就告诉吕文明：“你不用跟着我的研究方向走，你喜欢什么就研究什么。”正是因为导师的宽容和开放，吕文明才得以在自己感兴趣的书法史领域寻找研究课题，并最终将目标锁定在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研究上。而王志民先生在批改吕文明博士论文时提出的“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小切口深挖掘”，又让吕文明自觉养成了严谨、扎实的学术习惯，他原来学习新闻和美学的发散性思维开始不断收缩、凝练，集中到文献资料和论证说理上来，学术论文的广度和深度都得到了相应拓展，最终进入到自由驰骋的学术世界。

　　“把学问作为安身立命的所在”

　　吕文明是个极具创造性思维的人，他在研究思路上不断向缜密、严谨方向发展的同时，他的学术视野却在向着纵横两个方向不断拓展，彰显出十足的学术锐气和底气。

　　《从儒风到雅艺》完成之后，吕文明又以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研究为基点，进一步向两个方面作了拓展：一是向魏晋的民间书写形态和中国文字发展史作了进一步延伸探索。在研究魏晋世家书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新出土的汉末魏晋时期的简牍材料，如近年出土的居延新简、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长沙跑马楼三国吴简、郴州苏仙桥西晋简、楼兰残纸等，他设计的课题“渊源与流变：简牍残纸书迹与汉末魏晋书法演进”在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中又一次获得立项。二是从儒学与书法关系研究出发，进一步拓展到整个汉魏六朝的儒学与文艺发展研究，对这一时期儒释道等思想互动影响中发生的儒学嬗变及其对于文艺发展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儒学与文艺两个领域的交叉研究中找到了新视角。

　　在这样的研究和追求中，吕文明的学术进展非常快，推出了一批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并获得了诸多认可和荣誉，近年来连续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泰山学者青年专家、齐鲁文化英才、山东省第二批签约艺术评论家等国家和省部级人才工程，成为很有影响的青年学者。“我身边的诸多前辈长者对于学问的态度都深深影响了我，特别是在全国都很有影响的知名学者江林昌先生，他对于学问的执着追求和始终站在学术前沿的精神，一直在引导我向着自己的学术目标不断努力和攀登。”

　　《论语·述尔》云：“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周公是孔子的生命偶像和精神追求，他一生为恢复周礼而努力，虽到处碰壁，但仍是初心不改、执着追求，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因为没有梦见周公而伤感。这样的精神一直在激励着后人，孔子也成为世人追慕和学习的榜样。吕文明说，“我们文科的研究常被人视作‘无病呻吟’，虽然张横渠说了那么豪气的大话，但是毋庸置疑，文科的学术研究确实解决不了社会实际问题。然而，我却越来越离不开读书和学术研究了，除了作为一份工作、一种事业，最主要的还是它让我找到了心之所在，让我的心安静下来。钱穆先生说：‘我不敢认为自己在学问上有成就，我只感到在此茫茫学海中，觅得了我自己，回归到我自己，而使我有一安身立命之处。’把学问作为安身立命的所在，这应该是文科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于我而言，这是永恒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