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时报·新黄河客户端记者 江丹
近几年,马来西亚华人作家及其作品备受关注,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黎紫书和她的《流俗地》《告别的年代》等。不久前,黎紫书的散文集《暂停键》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全新装帧推出。在接受济南时报·新黄河客户端采访过程中,黎紫书回应了诸多读者关心和好奇的问题,比如与《暂停键》相关的生活与创作,比如马华文学的当下和未来等。
“对于马华文学这小众文学而言,能多走出一条路来当然是件好事,只是要维持读者的‘热情’并不容易,长久来说也是不可能的。我更希望能赢得读者的‘信任’,就是令读者相信马华作者对文学的真诚态度以及夸父逐日般的追求,以后能继续支持我们的创作。”黎紫书说。
多少抱着一种“奉献”的精神和心态容不得文学因为追求大众化而流俗
记者:感觉《暂停键》和之前《流俗地》的语言有一种“五四”之后所留存的传统感。在今天的中国出版市场上,保持这种传统感的作家已经很少了,特别是一些年轻作家,他们在语言方面带来很多新的感觉,但是马华文学作品中,这种语言上的传统感依然特别强烈。您如何看待这种“传统感”?在您看来,您自己以及整个马华文学依然保持这种语言的传统感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五四”之后,语言会在马华文学中形成一种时代的断层?在您这些年关于中国作家作品的阅读中,感觉到语言跟随时代的一种变化吗?
黎紫书:实话说,我不清楚你说的“传统感”是怎么一回事,但感觉到这问题的言下之意,像是在说马华文学的语言跟不上时代(或曰不合时宜?),也意味着你认为这时代的文学语言本不该带着“传统感”。
你说“中国年轻作家们在语言上带来很多新的感觉”,我个人难以认同。我想我读中国作家的作品,肯定要比中国作者读的马华作品要多。你说的“新的感觉”,在我眼中是指中国这一代的文学语言已彻底“通俗化”,或者说,年轻的作者们许多都毫不抵抗地顺应时代,全盘接受了网络语言对文学的入侵。
文学是什么呢?它是艺术,这种艺术创作所使用的工具和材料,唯语言和文字而已。既为艺术,它的语言怎么能没有美学的追求和一定的高度?又怎么可以直接与口语画上等号?在马来西亚,用中文写作本不是一件“自然”的事,马华作者很清楚这选择绝对出于个人意志,因此写作本身有一种庄严的意义。是明知不可为、不该为而为之;是明知难以走入主流而无惧于边缘;是明知不会有所回报而心甘情愿。因此,我们从事文学多少抱着一种“奉献”的精神和心态,必定容不得文学因为追求大众化而流俗。当然我们的口语也一样跟随时代,各种新词汇层出不穷,网上也看到不少马华网民的用语粗俗不堪。文学若不能在这种恶俗的语言潮流中站稳阵脚、洁身自爱,又怎么能对这混浊的时代产生对抗的意义?
我知道前几年陈春成的小说出来,引起了很大的注目和回响。你难道不认为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正在于他的小说语言体现了(久违的)传统中文之美,才让大家“耳目一新”吗?
一个更好的人,而不是更好的作家对我来说,前者比较重要
记者:2017年,在济南《告别的年代》沙龙活动上,您曾谈及智能化对生活的一些改变,还记得您当时形容像是生活在科幻电影里一样。这些年过去了,智能化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改变着我们的生活,重训着我们的思维,但您对这一切似乎是持警惕和反思的态度,包括您在《暂停键》中也表达了对过去那个博客时代的怀念。《暂停键》准备出版过程中,您梳理十年前的生活记录时,觉得时间所带来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在您看来,一个作家应该与其所处的时代保持一个怎样的距离是最合适的?您如何看待今天智能化对我们生活的影响,那是对我们生活的一种侵犯吗?如果给自己目前的人生界定一个黄金时代,您觉得应该是人生的哪一段?
黎紫书:博客时代不也是智能化所带来的时代吗?只是后来你说的智能化让人们划手机的手指越来越快,手法越来越纯熟,也就越来越失却耐性,越来越觉得忍受不了文字(都换成影像和声音不就得了?)。而当智能化因这些需求推出越来越多的选项,人们又越来越觉得时间不够(尽管他们一天里并没比“前智能时代”的人多完成了些什么,也不见得比前人做得更好),所以他们连对影像和声音都渐渐失去了耐性。
我确实十分警惕着,不让自己被所谓“时代”裹挟或绑架,让这种智能化生活操控了我的“时间感”,使我产生“时间不够”的幻觉,以至要把时间一再掰碎,或是把几件事情叠在同一个时空里同时进行。我本来就是个享受专注做事的人,也从来不觉得生活里真有那么多非做不可,“不做就亏大了”的事。坦白说,我甚至不相信这世上有非读不可的书——虽然读书非常重要。
要说在《暂停键》里所写的那十年,我多数时候都在一种“不为什么”的、有点无所事事的、不问收获的状态,表面看来并没有多少实际的成果。但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重大的一个调整期,我为改换人生航道在做储备,最终收获的是未来(包括此刻)的自己──一个更勇敢、更坚定、更诚实也更从容的人。
然而我应该不会认为那十年是我人生中的黄金时代,因为自从35岁按下“暂停键”以后,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自己还会有“吓自己一跳”的时候,包括交出一些超出我的能力、突破我的局限的作品,以及做了些什么或是放弃了些什么,使我觉得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注意啊,我说的是一个更好的人,而不是更好的作家。对我来说,前者比较重要。
“马华文学”不是一个地理空间好像更多是一种“身份认同”
记者:近些年来,马华文学成为中国出版市场上的一道风景,特别是近两年,包括您在内,还有黄锦树、张贵兴等接连有作品出版,有些虽然是旧作,但是在当下打开了与读者的连接,很多年轻的读者正是从此时开始踏入马华文学的阅读旅程。您一直身处马华文学其中,可以介绍一下马华文学这些年为中国读者接受情况的变化吗?您自己能感觉到近几年读者对马华文学的热情吗?
黎紫书:老实说,我虽然自知是个马华作者,但不能说我一直身处马华文学其中。毕竟“马华文学”不是一个地理空间,这好像更多是一种“身份认同”。而我,心底是以“华文作家”自居的,也就是我认为自己可以与世上任何语种的作家平起平坐。只有在某些场合或情景中,那个“马华作者”的意识才会苏醒过来,通常,这也就是在与其他地方的华文作家在一起的时候。
我也许一直都在思索着写作的事,却没有特别关注马华文学的发展和动向。要不是因为《流俗地》在中国大陆推出,我这两年大概不会和大陆的文学界多加接触,也就不会知道这几年间马华文学在中国引起了一些关注,特别是黄锦树和张贵兴的作品都令读者深为着迷。对于马华文学这小众文学而言,能多走出一条路来当然是件好事,只是要维持读者的“热情”并不容易,长久来说也是不可能的。我更希望能赢得读者的“信任”,就是令读者相信马华作者对文学的真诚态度以及夸父逐日般的追求,以后能继续支持我们的创作。
记者:您之前一直对马华文学的发展忧心忡忡,现在还是如此吗?在您的期许里,马华文学的未来应该是怎样的?
黎紫书:谈到马华文学的发展,我当然还是忧心忡忡的呀。我们凭什么乐观呢?我们的资源依然短缺,文坛一直有着青黄不接的隐忧,而整个大环境只有对文学更严峻而没有更友善。以前马华文学很大程度上靠着台湾的培育和帮补,给予马华作者不少机会,特别是给留台马华作者提供了一定的发展空间。这条路,随着文学市场的萎缩、文学的社会地位下滑,包括文学奖光环不再,似乎不太走得通了。这意味着我们得另外谋求出路,让马华文学得以被人看见。这对马华作者来说是十分困难的,主要是我们多年来没有养成“争取”的习惯,久了也就比较缺乏野心,好像这么不受人注意、半死不活地也活了下来嘛。大家在马华社会这圈地里竞逐点本土文学奖似乎也可以自得其乐。不是说这样不好,文学创作在这种状态下或许可以比较纯粹,但我们就不太可能建立起与世界对话的信心与能力。
至于我的期许,虽然很清楚地知道马华文学不可能做到自给自足,但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着力培养更多的读者。我们过去都只知道发扬写作,却是从来没怎么积极给马华
文学培育读者的。“反正没有读者”这观念对马华作者也许有些好影响,但无可否认它带来的问题也很大,影响十分长远。
我只是“我”而不是“黎紫书”
记者:作为一部散文作品,《暂停键》是一种相对直接的自我表达。对您来说,小说与散文,您更愿意读者从哪种文本中认识黎紫书?在您心里,您的中国读者应该是一群什么样的读者?
黎紫书:应该是自从12年前的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开始,我才感觉我与我的作品是分不开的、是一体的,也就是在那时候开始,每交出一部作品,我都特别期望它能遇上“对的人”,也就是能透过作品与我本人产生某种程度的精神连结的人。于我,《暂停键》更像是一种书信体。当年在旅途中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心里都有着一些假想的倾诉对象,可能是久未相聚的亲人,可能是素昧平生的网友,也可能是未来某个时段的自己……我没有把这些文字当成“创作”看待(尽管我对自己的书写有一定的要求),甚至,在这些文字里,我并不以作家自居。也就是说,我只是“我”,而不是“黎紫书”。黎紫书是我的笔名,在使用它的时候,我是一个创作者,纯粹为了文学这门艺术而存在;是要把自己非物质的一面整个融入到作品里的这样一种存在。《暂停键》这样的文体,有它无关于写作的一种私密性,我以它向读者敞开自己的生活和内心。而小说,它呈现我的里里外外方方面面。过去我会说“散文写的是我心里的世界,小说写的是我眼中的世界”,而今我会说,小说写的同时也是我的精神世界。虽然说文学的读者群正在萎缩,全球都面对这窘境,但是在中文世界里,我仍然对中国充满寄望。我总想象那里充满了各种深藏不露的民间高手,包括读者吧,我也愿意相信那里有许多在阅读上更具能力也更有涵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