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市场靠《我的姐姐》迎来小爆发

　　经历了一个月的低迷，电影市场在清明小长假期间终于迎来了小爆发。这个爆发离不开黑马电影《我的姐姐》的助力，电影展示了当下“多子时代”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更不加掩饰地呈现了“姐姐”这一身份面对的困难。通过这部影片，我们可以看到正在觉醒的女性意识。

　　在亲情题材的挖掘上《我的姐姐》具有很大意义

　　在影片还未上映之前，很多观众和业内人士就已经开始关注由殷若昕执导，游晓颖编剧，张子枫、朱媛媛、肖央等主演的《我的姐姐》，它也是这个清明档话题度最高的影片。从艺术性上来说，电影《我的姐姐》算不上上乘之作，其胜就胜在内容。不同于爱情和友情，亲情是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但是比起不久前春节档大热的《你好，李焕英》，《我的姐姐》面对的亲情更加特殊。

　　影片一开场就把姐姐要面对的一系列残酷的现实一股脑抛给观众：重男轻女的家庭，工作不如意，考研的压力，父母意外离世，5岁的弟弟，觊觎房产的亲戚……代入思考一下，几乎每位观众遇到这些问题中的其中一两个，脑袋瓜子都会“嗡”的一下，当这些问题集体出现时更是细思极恐：姐姐要不要为家庭责任牺牲个人价值就成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难题，是生是死?是合是分?是追求个人的人生价值，还是为了亲情做个牺牲品?

　　这部影片又名《踢皮球》，如果说片名《我的姐姐》是从弟弟的角度出发看问题，《踢皮球》的角度则更客观一点。大概是因为影片设定的问题太过残酷，故事辗转再三，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结尾处，姐姐和弟弟一起踢着足球，画面到这里戛然而止。

　　4月3日，电影上映后迅速成为这个清明档热度和话题度最高的影片。影片连续2天票房破亿，连续4天成为日票房冠军，还凭借3.78亿元的票房拿下2021年清明档票房冠军。在豆瓣网上，有将近10万人看过影片并打分。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继《你好，李焕英》之后，这么快就又有一部亲情电影成为黑马。父子题材、母子题材的电影，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已经有很多成功先例，“二孩”开放后，更多年轻的中国家庭都要面临多子问题，未来必会出现类似《快把我哥带走》《我的姐姐》这样的国产黑马影片。而比起长辈和晚辈的亲情关系，围绕平辈的兄弟姐妹的矛盾冲突展开的故事也许会有更大的复杂性和话题性。甚至从题材上来说，比起《你好，李焕英》，《我的姐姐》在关于亲情题材、女性题材的挖掘上具有更大的意义。

　　呈现当下不同性别青年一代的困境

　　《我的姐姐》上映后，片子引发的话题继续发酵。例如，有网友大胆想象“如果《我的姐姐》变成《我的哥哥》会怎样”，下面的回复也是各式各样、脑洞大开。

　　有网友说出自己的经历，“我都不用我哥养，父母4套拆迁房都归了哥哥，想要1套他都不肯”。可能这位网友遇到的情况比较极端，但一些地区的生活习惯和生活环境确实决定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只要男权、父权的土壤仍然存在，就有女性仍在遭受伤害，失衡的新生儿性别比就是明显的例证。

　　百丽宫影城经理董文欣认为，如果拍成《我的哥哥》，电影的戏剧冲突和情感张力也许就没这么强烈，这也恰恰说明了当代女性面临的困境确实是真实存在的，男性遇到的阻力则要小得多。这也是为什么常见步履维艰的“扶弟魔”姐姐，却少有“扶妹魔”的哥哥。

　　影片中朱媛媛所饰演的“姑妈”就是一个典型的“扶弟魔”，当年为了照顾弟弟(安然的父亲)考上大学没有去成，去国外做生意，刚落好脚，就被喊回家帮忙照顾刚出生的安然。这一角色有一句话,“我是姐姐，从生下来那天就是，一直都是”，不加掩饰地呈现了“姐姐”这一女性身份面对的困难和牺牲。幸好，在安然和姑妈两代“姐姐”的对比之下，她们分别作出不同的选择：姑妈选择隐忍，而安然选择抗争。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当代女性在面对“姐姐”“妈妈”等家庭身份上，她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即她首先是一个女性，其次她才是别人的“妻子”“妈妈”“姐姐”。并不是送养弟弟就能证明女性多么“独立”“自我”，但她要有送养弟弟的权利。而这么基本的权利，也是上一辈“姐姐”所不具有的。

　　另外，影片讲述的故事虽然围绕一个年轻女性展开，但所关注的对象并不仅仅局限于女性。《我的姐姐》导演殷若昕曾表示，希望可以借此片去呈现当下不同性别青年一代的困境。“希望通过安然的故事，让更多女孩认识到她们的职业规划、人生方向，都应该由自己来选择。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必然会遭遇来自时代和社会的负重和压力，他们向上的支撑是什么?挣扎的力量来自哪里?追求的人生答案又在何方?”这是她希望《我的姐姐》可以在观众中展开的更宏大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