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之后除了永逝,还有“重生”

2018-04-09 06:46:00

来源: 舜网-济南日报

作者: 曹雅欣

责任编辑:田艳敏

百年之后除了永逝,还有“重生”

  济南唯一一处志愿捐献工作站。

百年之后除了永逝,还有“重生”

  志愿者杨澄树在查阅捐献资料。(曹雅欣 摄)

  “我靠这颗移植来的心脏活到了现在,比普通人更知道器官捐献的意义。”4月4日上午,徐凯驱车从长清来到位于纬六路的济南市红十字会志愿捐献工作站,帮表妹领取了一份遗体捐献登记表。

  如同徐凯患病前无法想象心脏移植是怎样的概念,遗体捐献对大众而言陌生而遥远。刚刚过去的清明节,捐献遗体的逝者们接受了省会各界的致敬和缅怀,不久前的全国两会也再次热议为遗体捐献立法,但人们还是避讳这个带着奉献光环的名词,毕竟极少有人愿意把“身后事”列入当下的计划。带着晦涩标签的遗体捐献,如何操作、为何陌生、又面临着怎样的困境?

  移来的心脏延续了生命

  徐凯,1960年生人,济南人,他体内跳动着的是一颗2016年刚刚与他血脉相连的心脏。

  2008年11月,徐凯查出患有扩张型心脏病,辗转躺到北京阜外医院病床上时,这个大高个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与如今的模样判若两人。

  此后,徐凯断断续续治疗了7年,但后期住院频率越来越高。2015年11月,他的病症突然加重,从那时到2016年6月,8个月时间他先后住院6次。严重的扩心病还带来了很多并发症,肝淤血、肺动脉高压、心脏肥大压迫声带而失声,徐凯只能到北京寻找一丝希望——心脏移植。

  徐凯无疑是幸运的,2016年6月13日他开始在阜外医院接受检查,仅仅9天后,一颗陌生却有力的心脏植入了他的胸膛。“从那天开始,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当年年底声带恢复正常能说话了,体重也慢慢回升。”徐凯说起这些,依旧感慨当初的危急,从命悬一线到重获新生,他最感激的是这颗心脏的主人。

  “我很想知道这家人的信息,向他们表示感谢,但这些都是保密的。”徐凯说,他费尽周折才知道捐献者家在天津,但考虑到自己的喜事正是人家的痛处,终于不了了之。

  一家三代人四位志愿者

  8天检查,第9天就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徐凯庆幸自己这么快就找到了心源。在生离死别每日上演的北京阜外医院,徐凯见到了太多无可奈何:“很多人都插着呼吸机,靠药物维持着生命等待合适的心源,花了很多钱最后也没能等到。还有人负担不起心脏移植几十万元的手术费,只能带着药回家。”

  “每到固定的时间,护士都端着药来盯着我吃,错过几分钟药效就大打折扣。”说起治病时的点滴,徐凯连护士的每一个神态都还记忆犹新。这场病和整个让其铭记终生的治疗过程,让这个原本性格粗犷的山东大汉开始仔细思考如何回报社会。

  2017年6月24日,接受心脏移植一周年后,徐凯签署了遗体(角膜)捐献登记表,他的母亲、弟弟、女儿也一同登记,一家三代,四口人。

  4月4日,徐凯又领取了一份登记表给他的表妹。这份登记表,是决定进行遗体捐献后的第一步骤。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没有国家规定的甲、乙类传染病的人均可捐献遗体,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捐献遗体,征得监护人的书面同意后也可以捐献。

  重获新生的徐凯带领家人登记遗体捐献,这是他们回报社会的方式,也是如今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

  他日离去时献身作贡献

  徐凯身体恢复后,当起了遗体捐献的志愿宣传员。在纬六路10号的志愿捐献工作站,他和李文成、杨澄树等志愿者一起,每周六、周日的上午9点到下午3点值班,接受市民咨询和登记。投身这份事业,是因为他不想看到病房里的一幕幕反复上演。

  “很多大医院都有专门的部门,劝说抢救无效逝去病人的家属,希望他们能够捐献病人遗体。还有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脑死亡病人,也会有人劝。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因为捐献的人还是太少,无法满足等待器官移植的病患,更无法支撑医疗事业研究。”徐凯说,目前很大一部分遗体是“劝捐”来的。

  今年78岁的杨澄树老人退休前是齐鲁工业大学的计算机老师,她和老伴在2010年登记了遗体捐献。2015年,老伴故去,杨澄树为其执行了捐献。最初,触发杨澄树捐献遗体想法的,是多年前母亲去世时经历的殡葬行业高收费、捆绑销售等乱象。后来,她从自己学校医务室了解到,目前医学院中遗体紧缺,教学都成问题,这坚定了她捐献遗体的念头。

  这一点也得到了退休大夫吴晓建的印证,他和已故的父母都是捐献志愿者。“我和母亲都是医务工作者,我知道培养一个医生有多难,更知道医学院的解剖尸体有多短缺,你没法想象一堂解剖课有多少学生围着一具教学尸体。你敢让没上过解剖课的医生动手术吗?遗体是我唯一能给医学作的贡献了。”吴晓建说。

  “习总书记访问斯里兰卡,带去了一个中国小男孩,让这个男孩重见光明的眼角膜就来自斯里兰卡的捐赠。这样一个小国家是规模很大的眼库。”说起这则新闻,杨澄树老人语气中有些唏嘘。

  捐献眼角膜并非挖眼球

  作为受益者,徐凯带领家人捐献遗体、义务宣传的行动被其他家人所理解,但对于一般家庭而言却总是有所忌讳,由于宣传工作无法推进,大众对于遗体捐献事业的认识改观还不够明显。

  李文成生于1955年,2011年替病故大哥李文秀执行了捐献,如今也登记了捐献的他是志愿捐献工作站的主要成员之一。他说,传统思想牵绊住了很多人想要奉献爱心的脚步。

  李文成说,一般情况下亲属才是捐献者故去后的执行人,所以整个家庭意见统一才能进行登记,在工作站登记后,又被家人影响而退捐、悔捐的大有人在。“咨询的多,愿意捐献的太少了。前几天,一位老人因为儿子不同意,还来办理了退捐。”

  “有的儿女不同意爸妈捐献,怕被人指脊梁骨说不孝顺;有的老人不让晚辈捐献,注重骨肉亲情,传统观念重。”而李文成向咨询者解释最多的,是大众对于角膜捐献的误解,“有人来咨询的时候问我,捐献角膜是不是要把整个眼球挖掉,脸上凹下去两个窟窿。”

  距离2003年1月12日《山东省遗体捐献条例》出台,已经过去15年,而遗体捐献事业的推动仍然艰难。李文成说,遗体捐献的宣传根本无法像无偿献血或其他公益活动一样进行,“毕竟还是个避讳的事情,我们到广场拉个横幅、发宣传单,人家高高兴兴出来玩的人看到会心里不舒服。”

  杨澄树对此更是深有体会。她曾为给一个遭遇车祸却没钱看病的15岁女孩征集善款进行报纸义卖活动,“我带着两块自己做的宣传板,6份报纸,在公园一边义卖报纸,一边宣传遗体捐献,被工作人员驱赶。”面对不理解与指责,老人在回程的路上泪流不止。她认为,捐献者太少也与遗体捐献工作不够受重视有关,“工作开展得最好的是南京,他们每个社区都有可以进行捐献登记的工作站,但在济南就我们这一个。”与其化为灰不如助他人

  对徐凯等志愿者们来说,推动遗体、器官捐赠工作,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令人欣慰的是,国家正在政策层面逐步重视、规范该项工作。

  2017年全国两会上,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红十字会法修订案,修订案明确了红十字会“参与、推动无偿献血、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今年全国两会上,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议题再获关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俞金尧向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递交了《关于完善遗体捐献工作的提案》,其中指出,遗体捐献对于医学教学和研究事业的发展十分重要,但是我国目前的遗体捐献工作尚不尽如人意,愿意捐献的人和最终捐献的遗体数量还不多。

  济南市红十字会遗体捐赠工作负责人周蔚表示,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加入了器官、遗体捐献队伍,而且因为遗体捐献主要用于医学教育和医学科研,所以医务工作者、医学生都愿意加入。

  “与其化为灰烬,不如留下光明”——刚刚过去的清明节,在各地的遗体捐献纪念碑前,人们向这些留下温暖光辉的逝者致敬。纪念碑上刻着的名字,是他们为自己留下的最后印记。

  每年30万人等待幸运儿只有1万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平均每年有30万病人等待器官受赠,但只有1万人能达成愿望。自2010年3月我国启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以来,截至今年3月28日,我国已累计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1.65万例,捐献器官近4.65万个,4.6万余人重获生命。

  ●在济南,有山东大学医学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力明职业技术学院三家遗体接收单位。截至目前,济南市遗体捐献登记报名2544人,已实现捐献337人;器官捐献实现86人;角膜捐献登记报名1100人,实现捐献212人,均居山东省前列。

  ●在省、市红十字会或辖区红十字会领取到的《山东省遗体捐献登记表》上,将记录捐献人的身份证信息,执行人签字后存档、入网,捐献人会收到一张蓝色的“遗体(角膜)捐献联络卡”,上面写着:“我是一名遗体(角膜)捐献的志愿者。我愿意在逝世后将我的遗体(角膜)无偿地捐献给医学科学事业,造福人类社会。”

原标题:百年之后除了永逝,还有“重生”

值班主任:田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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