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正成仅次于癌症的第二大杀手 国家卫健委将情绪状态评估纳入体检项目 抑郁症患者的隐私谁来保护？

　　抑郁症正在成为仅次于癌症的人类第二大杀手，全球预计有3.5亿人患病。2020年9月1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下称《方案》)，今后，各类体检中心在体检项目中纳入情绪状态评估，医疗卫生机构、体检中心、高等院校等通过线上线下多种形式，开展抑郁症筛查。针对青少年、孕产妇、老年人、高压职业人群，分别提出心理健康服务措施。

　　高校新生检出率达35.9%抑郁比想象中更普遍

　　“我身边有三个朋友有精神疾病，其中两个双向情感障碍，一个重度抑郁症，都确诊了。”大学毕业三年，杜娟(化名)发现抑郁症比自己想象得更普遍。

　　这不是一种错觉。2016年10月，重庆某医学院校在本科一年级新生中开展的抑郁症状调查显示：轻度及以上抑郁症状总检出率为35.9%。其中，轻度抑郁症状检出率为28.7%，中度抑郁症状检出率为5.5%，重度抑郁症状检出率为1.7%。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朱廷劭很赞成在重点人群中展开抑郁症状筛查。“现在学生抑郁的情况要比以前严重一些，我感觉人数更多了。也可能以前大家还没有意识到是抑郁症，或者没有这些诊断的方式，但是现在确实是比以前的比例要高。”

　　上述《方案》的目标是，在2022年，公众对抑郁症防治知识的知晓率达80%，就诊率提升50%，治疗率提高30%。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王振也赞成在重点人群中展开抑郁症筛查。“至少筛出来后，对于轻症的患者，周围人的帮助可以让他症状缓解。”

　　普遍性筛查真能实现吗?初筛老年群体较困难

　　新政要落地，可能并不容易，需要承担筛查工作的部分机构还没有准备好。

　　尽管文件已经指定了抑郁症筛查量表(PHQ-9量表)作为筛查标准，但各体检中心此前并未配备心理咨询类工作人员，即使放低标准，至少也应该由心理咨询师承担这项工作。

　　对此，王振指出，PHQ-9只有九个题目，且有很多线上小程序帮助实现，初筛在青少年学生和城市中青年中不是问题，但对老年群体来说，可能需要投入相当大的人力。

　　“在全国范围内，不是所有老年人都识字，也未必能够分辨经常、偶尔这些情况。而且如果用电子化的量表，很多老年人不会。如果社区活动组织得好，用纸质版把问题勾一勾也可以，但消耗的人力成本就很高，可信度也会有所影响。”王振对记者说。

　　被发现抑郁可能受歧视隐私该如何保护?

　　纳入广泛体检，也可能带来一个更受关注的问题：谁会知道我抑郁?我的隐私怎么保障?

　　“体检的结果交给谁是很重要的。”王振说，“体检是为了让体检人自己或亲密的人可以去求助，而不是发现你有问题我就不要你了。”

　　《方案》要求，中学、高等院校和基层卫生机构需要为学生和老年人提供筛查后的咨询，或转诊等帮助。

　　扬州职业大学心理咨询中心教师张东了解到，至少江苏省的高校都在做心理普查，就像新生体检一样。高校对名册是严格保密的，只有学校心理咨询中心的老师有这个名册。

　　在已经开展抑郁症评测工作的高校，目前看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休学容易，复学难。

　　王振曾多次碰到此类问题。“学校会要求你出一个康复的证明。我们医生尽量从患者的角度考虑，会在治疗意见里写一条建议，如‘建议恢复正常的学习生活’。”

　　这样一来，医生会遇到困境，因为法律上不存在康复证明这个文书。“如果学生患了胃病、大出血，康复后学校是不会要求你出这样的证明的，为什么精神疾病就要出示呢?这就是歧视。”王振说。

　　同样，杜娟也担心，作为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如果在集体组织的体检中被发现患有抑郁症，会对自己产生负面影响，“我是不会在单位体检里选这个项目的。这是我的隐私。”

　　对此，朱廷劭指出，“在筛查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打消这种别人可能会知道，或者对自己有其他影响的顾虑。现有的筛查手段主要通过问卷。其实它是完全基于主动配合，如果当事人不主动配合的话，最后的结果会出现偏差。”

　　王振则认为这是病耻感问题，这不是隐私问题，而是和社会的歧视有关系。“假如你去体检，查出来有性病或其他疾病，这些都是隐私。难道查出心理问题会比其他病更严重?如果大家对抑郁症有了解，可以降低病耻感”。

　　●现状调查

　　专业心理医师缺口尚难补足

　　“出口在哪里?这很重要。”王振认为，在开展重点人群抑郁症筛查的同时，各地提高诊疗服务能力至关重要。

　　按照《精神卫生法》，三级医院都应设立心理科或精神科。然而，现实是还不是每家都能做到。包括《方案》中提到的12320公共卫生公益热线，知晓率也不高。另外，“针对一些轻度抑郁的患者，现在也有一些网站，可以帮助他们通过简单的认知行为进行自助治疗，这个大家也不知道。”王振说，即便获得了治疗，也有患者并不能坚持按诊疗规范走。

　　王振强调，公立医院心理咨询费用并不高，但对王振所在的公立专科医院来说，主要问题在于，“60%的患者来了，都会有心理治疗的需求。这个只要50分钟收120元，也可以医保支付。但是我们人才不足，没有办法满足需求。”

　　在中国现有的教育体系下，心理学毕业生从事一线心理诊疗尚欠资质。在王振所在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学专业毕业生要进入临床执业，不仅要同时获得临床医学学位，还要和其他科室医师一样接受为期三年的规范化培训。

　　专业的心理医师奇缺。国家卫健委2015年的数据显示，中国有资质的心理治疗师仅5000人，精神科(助理)医师2.77万人。而按照当年需求测算，可能要有4万以上精神科医生才能基本满足最初级需求。这样的巨大缺口短期内尚难补足。

　　因此，要实现《方案》要求的在妇幼保健院、中医院开设精神(心理)科，短期内恐难实现。

　　从事精神卫生工作的专业医师们已经在思考解决方案。身为上海市医学会精神医学专科分会委员兼秘书的王振透露，上海已有计划，“像医生规范化培养一样，开展咨询师的规范化培养。另外也考虑，是不是要借鉴医生的继续教育的经验来考核(心理咨询师)”。(据《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