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30日,记者采访了郑承镇收养的流浪儿刘少林,他在学校里的表现让关注他们的市民们感到很欣慰。但是,也有市民担心:这些孩子到底该咋办?“救助站不是久住之地,送回家的话对他们来说不一定是好事,那福利院可以收留他们吗?”市民白女士说。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关于艾滋病、关于艾滋检测、关于同性恋的话题,又“年度”地密集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然而对于这个群体,他们的世界,他们眼中的世界,他们心中的世界,焦虑,挣扎,边缘心理……这其中我们了解多少? 正如国务院常务会议所指出的那样,当前我国艾滋病流行形势依然严峻,防治任务还十分艰巨,需要全面普及艾滋病性病防治知识和政策。
在第23个世界艾滋病日到来前夕,30日,记者来到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各种严密的防范措施下,记者被特许跟随从事艾滋病检测研究工作16年的苏生利医生走进艾滋病病毒抗体确证中心实验室,揭秘艾滋病筛查过程。
不足50平方米的实验室内摆满了用来检测的仪器,让人眼花缭乱。苏生利告诉记者,通常对血液的监测需要经过血样初筛、确认实验等复杂环节,为确保实验人员的绝对安全,每个进入实验室的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实验室各项规章制度,穿着一次性防护衣、手套、鞋套“全副武装”进入实验室,所产生的医疗垃圾需要更为严密的生物技术进行集中销毁。
中央党校教授靳薇讲述防艾历程:
我曾非常孤独孤单
历史需要一点点推动
2006年,媒体侵犯了一位艾滋遗孤的隐私权,作为其代理人,靳薇为孩子进行了一场漫长的维权官司。靳薇说,这个案子给自己的最大感受是:非常孤独,非常孤单。
这个孩子自己是健康的,他的父母因为卖血感染艾滋病双双亡故,媒体打电话采访,我说你可以报道,因为这个孩子的故事特别的坎坷,非常有代表性,但是这个孩子不能出他的照片,不能说他的名字,这个记者在电话里答应了,我跟他谈了一些这个孩子的情况。
但是报纸最后登出来在头版头条登了一张很大的,4.5×4.5的脸部特写照片,登在头版头条,写着这个孩子的真实姓名、住址、他的老家,把他家里的故事用一个版整个登出来。我看到这张报纸以后非常震惊。我给报社打电话,他们跟我解释,这是一个技术失误,我说你们这样做会危及到孩子的生存,结果他们的编辑和记者告诉我,这种生存危机只是你的想象。我做了很多解释,他们不理解,只愿意跟我说一声对不起,抱歉。
我说你们搞错了,你们需要抱歉的不是对我,而是这个孩子,我打这个官司维权成本和代价非常高,觉得艾滋孤儿隐私案,对社会有一定意义,于是放弃了和解。
这个过程中,我心力交瘁,觉得非常孤独,非常孤单。我曾希望一些感染者朋友给我做一些法庭的陈述,为什么要做陈述呢?因为法官不了解这样的隐私暴露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隐私暴露,它和普通人的隐私暴露不太一样,我希望感染者朋友给我做书面证言。但是我平时很熟悉的一些朋友,他们都婉言谢绝,为什么?我也能理解,他们害怕自己的隐私也被暴露,所以现在我觉得感到非常高兴的是已经有两位当事人能够勇敢的站出来,站到阳光下维护自己的权利,历史就是需要这样一点点来推动。
隐私泄露影响生存权
2008年、2009年,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执行了一项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组织实施的,针对艾滋感染者生存现状的调查和访谈。调查结果显示,艾滋歧视及隐私泄露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感染者的生存权。
我们在党校是从2001年开始做艾滋病政策倡导,今年是第10个年头。很多领导干部对艾滋病不是很了解,很多人认为艾滋病就是性病,性病就是艾滋病,他不知道其他的传播渠道。另外蚊虫叮咬提的疑问是最多的,还有公共卫生用具,包括游泳传不传播艾滋病,这些他们都搞不清楚,要一一做出解释。
靳薇,中央党校教授。从2001年起致力于在中央党校及全国各地党校开展艾滋病防治政策的培训课程,曾获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颁发的“防治艾滋病杰出贡献奖”。
在近日举行的“艾滋病就业歧视问题法律研讨会”上,这位在防艾抗艾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专家坦言,艾滋反歧视在当下,仍难被阳光照耀,74万艾滋感染者的反歧视维权之路道长且阻。
一个男同性恋者的心声:
不要放大我们的负面
我从小就认为自己是个女孩子,尽管妈妈并没有把我当女孩子养。上了初中,我才觉得自己不舒服:我就是喜欢男孩子,只是在发现别人看我的眼光变了的时候,我才意识自己是错误的。我和娶妻生子的主流同性恋的区别是,我以女孩子的心态去喜欢男孩子,我觉得自己是跨性别的异性恋。我的父母并不清楚我是女生的心理,但他们知道我是注定要坚持独身的,不会结婚。我能看出他们的纠结和焦躁,他们承受的压力远比转嫁到我身上的多。
缺乏责任
说实话,在我所能见到的已婚同性恋中,有一部分人确实可以并驾好他的两面人生。但我不否认,这个圈子里,它所承受的社会责任感要差一些。他对自己的妻子不太公平,他的秘密在婚前不会和妻子分享,有些结婚以后也不会说。有了妻子之后,他对自己所要担负的责任也很明白,但是因为在性上没有共通点,他对妻子更多是亲情和友情。
更在乎真爱
相比艾滋病,这个圈子更关注能不能找到专一的朋友。交友方式一般是通过门的同性恋酒吧和浴池、网络,相对频繁更换伴侣的原因是因为很难找到真正的爱人。但是真的一旦检测出是阳性,我们也会很在意,感染上艾滋病对这个群体来说是双重的灾难:有歧视、有病痛,这双重的压力,让他们喘不过气。真希望社会公正来看待这个群体,你正面、反面都看到,可以;我们就怕放大负面。
争取宽容
我们这个群体是处于亚社会状态,公众知道存在,但并不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争取的是宽容和和谐。宽容是需要整个社会不再拿着有色眼镜去解读我们,尽管现在社会对我们已经很宽容;和谐是虽然我们崇尚的是生殖文化,长大就要成家、延续后代,对他们来说,只要确定是同性恋,就不要结婚了。我觉得中国同性恋者要倡导这种权利,很难。但是我们在做工作过程中,会倡导我们的“同志”不要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