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广播说唱团都是些老艺人，江湖气浓。对于一个二十二岁的人来说，有此想法是很自然的事。但他如果真地进了“煤矿”，也许就没有后来的马季了。 进了广播说唱团，一切完全不一样了。相声象许多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一样，没有固定的教授方法，很多传统节目根本没有底稿和录音，完全是靠师傅口授加上学生自己的理解和表演中的经验积累，逐步摸索出来的。也正是这种方法，才使很多节目经过几代人的推敲和完善，千锤百炼，成为真正的精品。想学会这种段子，就只有向掌握作品的前辈悉心求教。

　　父亲在这方面就天时(四九年解放在一定程序上打破了传统的师承观念和门户界限)、地利(能就近求教于如此多的前辈名家)、人和(父亲自身的素质和勤奋)之便，事业上突飞猛 进。

　　行文至此，我想起了一个经常被人问到的问题：“你父亲到底是不是侯宝林先生的徒弟?”

　　“当然是!”除去知遇之恩不说，从侯先生的艺术思想到作品的继承、从侯派相声清新、高雅的舞台风格的因循、从父亲作为四九年后新一代相声演员承上启下的位置、和从北方相声流派的传承脉络来看，我父亲毫无疑问是侯先生的嫡传弟子。

　　天才很多时候需要通过勤奋来体现，我父亲在他的事业上是一个勤奋的天才。当时我家住在西城马相胡同，说唱团就在石碑胡同，两地相距不到一公里，骑自行车就几分钟的路，可是父亲在团里排练和搞创作，经常几个月才回一趟家，落了奶奶很多埋怨。经过几年的学习和实践，父亲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对于传统节目的熟悉，对于说、学、逗、唱四门基本功的掌握，对于触类旁通的其他曲艺形式的了解，他在同一代人中都是首屈一指的。

　　如果把五十年代看作新旧相声的分水岭，那么新相声最大的特点是作品的创作。父亲在掌握传统的表演技巧后，大胆地将这些技巧加进了他自己的创作中。据我所知，父亲的处女作应该是一个叫“打篮球”的相声，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作为处女作“打篮球”也是很成功的。其后一九五八年他写的“英雄小八路”、五九年的“找舅舅”、六一年的“登山英雄赞”、六三年的“画像”、六四年的“三比零”，就象一个个脚印，标志了他成功的道路。这些相声经电台播出后风行一时，脍炙人口，马季的名字也变得家喻户晓。与此同时，父亲自己的风格也逐渐确立，他主张相声讽刺与歌颂并举，创立了歌颂型相声的美学原则，这一突破为相声的进步和发展贡献良多。老舍先生一九六一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健康与笑声”中曾预言：以他(指父亲)的才力，若能不断提高思想文化，他的成就是未可限量的。

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历史会改写，许多中国人的命运会不一样。但假设历史是荒唐的。“文革”毕竟改变了那一代人的命运，我父亲也不例外。市井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我父亲在“文革”中是造反派，这说法不知源于何人，起自何时，却是百分之百的谬误。“文革”六六年开始时，全国各单位都在成立“革命委员会”，最初的组成也是各单位的领导人物。我父亲当时是业务尖子，被委以副主任之职，他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这“副主任”管什么事的时候，就刮起了打击刘少奇反动路线的风。这时候说唱团才出现了真正的造反派，我父亲象许多在位者一样，成了理所当然的打击目标，被冠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白专道路的代言人”的帽子。但是这比起其后的大批斗还算是“和风细雨”。我母亲就是在这时候经人介绍认识我父亲的。当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