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比如薪酬及退休后的保障，这都需要一个统筹考虑。

　　岳经纶则呼吁内地在大规模推广聘任制公务员的同时，要加强权力监督机制的建设。他举例道，在香港，公务员工资很高，在“非典”期间，香港想省钱，就聘请了大量聘任制的政府雇员，干的是政府的活，但是没有公务员的身份。

　　他说，这样做的风险在于，这些人安全感低，如果掌握公权力或有途径接触公权力，廉政的动力不强，腐败的犯罪成本低，可能会产生“捞一笔就走”的想法。

　　和家人住在出租房里的郑霞刚刚生了宝宝，她也在为钱担忧。她说，如果考核制度严格执行起来之后，自己可能会改行做小语种老师，同时兼职做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