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3月17日电 最新一期《学习时报》刊登闻新国的署名文章《钱都去哪儿了》，文章指出，一些单位虚高上报往年“三公”支出，通过数字游戏的方式来体现本年度“三公”支出减少。一些领导甚至借控制发放津贴之机，将资金用于漏洞更大的其他支出方面。

　　文章称，“八项规定”出台后，“三公”、津贴等与财政资金管理相关的改革，成效初显，而且这些措施与以往相比，有令不行的风气有所改观，但是与存在的问题相比，与人们的改革期待相比，取得的成效还是不够的。

　　文章指出，一些单位以观望的心理推进，甚至想方设法钻政策空子，力争分享最后晚餐。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就对取消公务车作出了规定，但是地方特别是各单位普遍不存在主动推进这项改革的意图，其他涉及影响单位领导财权的改革措施更是有如此遭遇。

　　一些地方部署落实政策时，只是上行下效转发文件。没有可供操作的详细标准，难以推进，结果集体违规、法不责众的现象比较普遍，很多政策落实还是处在测算摸底阶段。有些地方财政部门最后干脆对各单位的支出以一个固定的比例象征性地压减，而预算管理上并没有作出深入细致的规定。

　　文章还指出，一些单位虚高上报往年“三公”支出，通过数字游戏的方式来体现本年度“三公”支出减少。一般式的联合检查代替专业审计，而检查时只是简单劝诫，没真正触动利益和灵魂。

　　文章强调，导致“三公”问题的病根在深处，如果治了“三公”，其病根未治，其他方面的公共支出同样会是贪污腐化的重灾区。由于不是全面性控制支出，这次治理就明显存在这一问题，一些单位领导甚至借控制发放津贴之机，将资金用于漏洞更大的其他支出方面。

　　文章表示，当前公开透明的财政制度还远没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公共财权私人化。中国财政体制存在三个层次的分权，一是中央对地方的分权，二是地方对部门的分权，三是部门对个人的分权，结果在官本位突出的环境下，部门领导特权膨胀，单位财政公共资金就为部门领导控制。要解决钱去哪儿了的问题，实际上就要求各级政府真正进行自我革命。不解决公共财权的部门化和私人化问题，公共支出的管理就很难有突破。

　　公共预算软约束。目前预算依据不足，预算方式跟不上形势，预算的民主化和公开化都不高，加之预算过于笼统粗疏，导致预算约束力不强，这种情况下财权就会为个人随心所欲支配。

　　问责机制形式化。一是现有财政体制总体来说不存在严格的问责机制。二是缺乏循环问责机制，中国形式上有审计人大纪检机构进行代理式问责，但是来自于授者权的问责不足。三是利益相关者缺乏直接的问责权限，广大民众，甚至部门单位的一般公务人员由于种种制度障碍，被一道道无知之幕排除在正常的问责之外。

　　文章建议，构建现代财政制度需要从两大方面来抓：一是从税收与产权及个人权利的相互影响，通过对私权的保护、调节和对公权的监督、制约，构建有利于权利保障和权力约束的财政收入获取机制;二是通过事权的明晰和财权的控制，对政府配置资源的方式进行约束、限定和规范。财政支出管理就是财政改革中对财权加以控制的重要部分。

　　文章还表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财政支出制度加以改进。

实行财政预算的正面清单制度。根据单位的事权，对各单位的部门预算进行全面细致的分类，除规定的项目外严禁开支。开支标准真正实现单位收支分离脱钩，消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