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练地只隔了一条街。体操队的女孩经常出来买肉饼，有一次桑兰没排队，被我说了一句。”事隔多年再见到桑兰，黄健的感受是：“单纯，直爽，不怎么会说话，只知道生存。”

　　黄健认为，和其他经纪人比，他最擅长的是为人规划发展路线，具体到每一步该怎么走。他毫不讳言，“保姆门”、“飞机门”虽然都是事出有因，但其后事件的酝酿、发酵以及发展，都是他一手策划的。“‘保姆门’的时候，桑兰所有的博客都是我写的。”“甭管别人怎么质疑，我就想问一句话：‘你还记得桑兰吧?’”

　　但是1999年，还少有明星参与公益事业，黄健认为桑兰虽然有点名，也没什么商业价值，“坐轮椅的，能干什么?”所以，这顿饭后，黄健说，他纯粹是出于运动员之间的同情和帮忙的心理，没事会去桑兰家看看，像普通朋友那样聊天，带她参加活动，告诉她怎么应对媒体。

　　虽然黄健承认，“后来桑兰也接了一些活动挣了点钱”，但是他一直向桑兰灌输的理念是：你没有商业价值，只有社会价值。在黄健的定义里，“企业通过名人明星宣传代言自己的产品，名人明星拿到代言费，这叫商业价值。而桑兰属于公众人物，她是残障人士，又是受伤的运动员，她跟这些特定人群有关系。所以这些年，无论‘保姆门’、‘飞机门’，还是后期做的公益事业，都跟这几个人群相关。大家光看到名人桑兰和小保姆较劲，名人桑兰坐飞机耍大牌，打官司忘恩负义，其实我希望向社会传达的是：家政服务问题，残障人士的出行权益保障，受伤运动员的维权要通过法律”。黄健说，“保姆门”时期，桑兰单篇博客曾创造了100多万的浏览量。这么做的目的，是让桑兰持续保持关注度，“否则过不了多久，谁还记得她?”

　　2002到2006年，桑兰到北大上学，黄健去深圳做足球经纪人，两人合作逐渐转淡。“中间联系过一两次，帮她去谈过一次广告，对方只肯出80万元，而给刘翔的是1000万元，我觉得太少了，没谈成。直接告诉她不行了，就离开北京了。”黄健说，此后两人彻底断了联系。有段时间他对桑兰挺有意见，觉得她不懂事，“我这么帮你，没事也不主动打个电话，发个短信问候一下”。

　　2006年，回到北京的黄健给桑兰打了个电话，聊了半小时，桑兰主动提出“好久不见，一起吃个饭”，黄健于是开车去了北大。“她那时境况不太好，跟经纪人有矛盾，见到我挺兴奋的，想让我帮她安排一些活动。”

　　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临近，桑兰的活动日渐增多，黄健为她做了一个整体策划：有些事该去，有的不该去。“那时候桑兰在星空卫视做主持人，但是星空卫视落地不好，桑兰又脱离体育界太久，传播性不够。我为她重新做规划，参与奥运活动。”黄健说，桑兰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他就建议桑兰多做公益活动，而从校园开始走入社会的桑兰虽然有了变化，但是对黄健的信任并没有改变。“这次合作，感觉她和以前区别很大。有些话跟她说，她能懂，认可的东西，会做。比如，有些和奥运相关的活动，钱虽然不多，但是公益性质的，我说应该去，她能明白。桑兰出一次门，特别折腾，要提前导尿。采访一做就是几个小时，必须控制饮水量。央视的很多采访，一次500元到1000元不等，还不够我俩来回折腾的。但我说得去，她就去，很听话。”

“她已然是一个公众人物，这就是她的饭碗。她想生活得更好，不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