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

　　提示

　　法律裁决只能遵循事实，而非听从“民意”。在司法实践尤其是刑事案件中，联名信只不过是一种证据效力非常低的书证之一。就像法律学者贺卫方所说，判断国家是否法治的一个标准，恰是司法能否独立于民意。司法要是不独立于民意，那就成群众审批大会了，大家举手表决鼓掌通过，这非常可怕。

　　徐琼 成都商报评论员

　　复旦大学投毒案林森浩一审被判死刑。日前，由复旦大学177名学生联合签名的《关于不要判林森浩同学“死刑”请求信》寄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建议给被告人林森浩一条生路，让他洗心革面，并在将来照顾受害人黄洋的父母。

　　死刑，对于正值大好年华的林森浩重若千钧。昔日同学为之求情，这联名信来得突然，但也并不罕见。联名信历来是民间与司法沟通的一种方式，比如旧时的“万言书”。发起人多是当事者的乡邻友人同事同学，具有了解当事人成长经历、平素为人的优势。而联名信的目的不外两种，一是为被告人陈情请求轻判，二是为被害方出头要求重判。

　　饶有意味的是，这边请求林森浩“免死”，但那边也有请求“判死”的声音—另一封联名信也曾出现在同案一审的卷宗中，只不过，联署人是受害人黄洋的同学。

　　民意的矛盾与反复可见一斑。人的亲疏关系与自身地位，决定人对事件的立场，林森浩和黄洋各自的同学与人缘，决定了两封联名信走向迥异。更何况，人皆有恻隐之心，看到死者可怜就只想杀人偿命，看到大好青年真要赴死又觉得可惜。正因此，围绕当事人的所谓民意，其客观性常常是可疑的，当其“人多势众”，更是需要鉴别。

　　“大家眼中的好人”，联名信总是试图证明罪犯并非罪不可恕，比如，联名信列举林森浩的日常琐事，地震慷慨捐款，拒收病人红包，学术能力优秀，并得出结论称其“不是极为凶残的人”。拿浮光掠影轻易评判一个人，其实跟随意判死或免死一样，有些不负责任。谋杀之所以可怕，就在于其隐蔽性，与林森浩的投毒行为相比，其日常的“道德”不足为据。

　　让人遗憾的是，参与联署的复旦学子多有法学院学生，却并未从法律层面，提出林森浩可以免死的法律依据。逝者已矣，“再死一个人，损失太大了”，这是联署学生的说法。朴素的话语，其实触及了关于死刑存废的一大争议，那就是，法律与正义维护的终极价值是尊重生命，如果一个人剥夺他人生命是犯罪，那么以法律的名义人为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是否自相矛盾。这样的争论，仍然遥遥无期。

　　法律裁决只能遵循事实，而非听从“民意”。在司法实践尤其是刑事案件中，联名信只不过是一种证据效力非常低的书证之一。就像法律学者贺卫方所说，判断国家是否法治的一个标准，恰是司法能否独立于民意。司法要是不独立于民意，那就成群众审批大会了，大家举手表决鼓掌通过，这非常可怕。

　　复旦学子的悲悯可以理解，但旁观者的同情，对受害人及其亲属来说却可能很残酷。说到底，宽恕的权利，只属于惨死于同窗之手的黄洋和他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