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教小孩子正确面对老人的去世。

　　资料显示，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死亡教育的课程从上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中小学。即使在同样忌讳谈论死亡的香港，有关死亡的选修课也已进入高等院校。一位长期服务于老人的香港社工记得，2006年左右，几家香港NGO同时发布了关于善终服务的报告，其中一个发布会更是直接在殡仪馆里举办，“感觉像是一个转折点，后来相关的服务和讨论都开始慢慢增多，整个社会像是打破了一个禁忌，死亡也不是不能谈的了”。

　　而在国内，类似的课程还停留在医学院的选修课中。在北大医学部教授王一方看来，正是因为缺乏这种教育，死亡才无法“脱敏”，“我们对于那些临终者浑浊的眼神过分地消极，这其实是对死亡特别的歧视”。

　　“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生老病死，这是生命的必然过程，每个人都有可能遭遇这样的情况，而谁都不想被遗弃。”在这个经常在课堂上谈论“死亡”的哲学教授看来，“让每一个将死的人获得善终，这其实应该是整个社会做出的承诺，也是那些健康者对于同伴的一种责任”。

　　如果一个社会，能够让每一个成员都走上善终这条路，这应该就是一个文明的标志

　　像一个翻转的硬币，临终关怀在国内面临的困境还有另一面。

　　2010年的南京，一名网友发帖寻找临终关怀医院。原因是家里老人患有癌症，在没有后续治疗手段的情况下，各个医院均不肯收治。

　　2012年的上海，青年教师秦岭写了一封长信给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他在信中记录下了自己患肺癌晚期的父亲如何寻求临终关怀而不得：“我永远记得被医院强制出院时的绝望，永远记得辗转折回门诊大厅时的困惑。”

　　“没有什么医生愿意做这件事。”成文武坦言，临终关怀的基础是关注生命的宽度而非长度，让患者有尊严地活着，安详地离去。因此在以药养医的医疗体系下，临终关怀一不开刀，二不使用昂贵药物，三要占用床位和医疗资源，其所能够创造的经济效益非常低。

　　事实上，就在2013年，济南市一家医院曾选择试点临终关怀，却因为经济负担过重而告失败。

　　“很多医院都认为做临终关怀是夕阳产业，不是朝阳产业，他们更愿意去关心能够治好的那些人。但我觉得，哪怕比例少一点，我们还要为他们做些什么，这是一定要的，在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成文武说。

　　“要满足临终关怀的需要，仅仅靠民政系统内的民营机构是完全不够的，全世界的临终关怀都是以医疗系统为主线，实际上政府在这里面是有责任的。”曾经先后去过英国、日本和台湾等地考察过的沈伟医生也坦言。

　　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台湾护理学会博士陈玉枝曾提到，台湾几百家医院，几乎都有“安宁病房”。每个患者都专门配有一名护士，负责陪伴患者走完人生最后一程，而其护理费用是有医保制度保障的。

　　在香港，也已经有13家医院设立了专门的临终关怀病房，而每一个陪伴患者的护士都会被亲切地称为“握手姑娘”，“病情经过医生评估就可以进入那个病房。那里会设计得像家一样，墙壁不是白色，而是比较温暖的颜色。里面地方比较大，有厨房，可以煮一些食物，家人还可以有比较长的时间去陪伴。”一位香港社工向记者介绍。

　　成文武说，相比之下，中国的临终关怀事业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在上海浦东新区的那个小区里，它仍然是令人感到恐惧的“死神”，在临床医学的教科书里，它还仅仅是肿瘤医疗一章中被草草带过的一笔。

据报道，2010年7月，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