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后来对他刺激也挺大。

　　2600多人的兴南村如今也是个典型的“空巢村”，村干部介绍，平时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外打工，留守的除了老人和儿童，就剩刘敦和这样缺乏谋生能力的人。“他不属于低保对象，比他困难的人还有，他自己也从来没有提出过申请。”

　　大约今年2月—具体的时间刘敦和自己也说不清了，他到田里施肥，回来后脚开始痒，尤其是晚上，“痒得钻心”，他就用手挠。抓了快半个月，双脚愈发严重，慢慢开始肿胀，起泡，流脓。

　　实在痒不过，他就用刀片去刮，刮胡子的那种薄刀片。起初他以为脱掉一层皮后脚会重新好起来，但到了2月下旬，他就连路都走不动了。

　　他把自己关在黑屋子里，整天裹着一条破被褥，靠抽烟、喝酒打发这段难捱的日子。二哥二嫂这时开始给他送饭，但他吃不下，“饿了有10多天”。

　　刘敦志找到村卫生室的医生蒋学峰。村医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回忆，他去了刘敦和家，那时他的两只脚已经肿得很厉害，而且发黑。他开了三天的吊瓶，主要是营养水和消炎水，他拿到刘敦和家的床头给挂的。120元药费是刘敦和二哥付的。

　　蒋学峰说他当时告诉刘敦志，他弟的两个脚可能保不住了，要截肢。而且这个病村卫生室看不了，建议到省里的医院去治疗。“他们家情况比较困难，我讲了后，他二哥始终没有表态。”

　　后来的舆论责难落到了刘敦志头上，说他没有及时把人送到医院。对此郑九香颇替丈夫委屈，她说他们家也是种田为生，每年收入也就一两万块，一个儿子在县城读初三，每年花费要一两万，“全家人光糊口都很难，实在没这个能力。”

　　刘敦和兄妹五人，他排行老四，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除了二哥和外嫁的姐姐，大哥和小弟都在上海打工，生活也都只能自保。得病后他们都没敢把消息告诉在外的兄弟。

　　刘敦和向记者透露，生病后他身上的钱只有200多元，还要留着买菜买油。

　　刘敦志把弟弟的情况告诉过村里的一位干部，希望他能写个报告向上面反映。“他说这是我们家的事，叫我们兄妹们自己想办法。”

　　刘敦志说，由于自己的疏忽今年没有给弟弟买“新农合”—每人每年交70元，看病可以按比例给予一定的报销。他说，这之前他每年都给弟弟买，后来觉得“用不上”今年就没买。但郑九香却认为，“不是新农合的事，也不是能报销多少的事，当时我们连送弟弟到医院，交住院的钱都没有。”

　　割脚

　　他用几块玻璃茶杯的碎片，“割了三个小时，疼呀，人都已经麻木了”

　　在刘敦和近乎封闭的黑屋，床头的墙上被掏开一个砖头大小的洞。

　　那是在他卧床一个多月后，因实在难以忍受自己高度腐烂的臭脚的气味，找一位亲戚给挖的。这也是被疾病困锁的他与外面沟通的唯一窗口。

　　姐夫孟祥山回忆，大约4月的一天，他去屋里探望刘敦和，很快就被熏得跑了出来，“满屋的臭味，太臭了。”他找了刘的堂哥刘敦法。“我带着一根钢钎到了他家，里面臭得不敢闻。我跑到外面，从外往里打，给他开了个洞。”刘敦法告诉南都记者。

　　孟祥山说，那时刘敦和的双脚“已经烂完了，整个都是黑的”。

　　刘敦和在一个只有自己和病脚相伴的封闭世界里度过了怎样的时光，如今的他不愿意讲，外人也无人知晓。大约4月20日的这个夜晚—是否这一天，他、二哥、二嫂也都记不准了—他终于狠下心来，和自己的双脚做了最后的告别。

刘敦和对自己双脚的最后回忆，只是反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