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都存在问题。因为前者目前只适用于高职院校;而无论是南昌大学抑或江西财大，都没有自主招生的权力。因此，与其说是“经过必要的程序”，毋宁说是“走程序”。

　　客观地说，夺刀事件一个月后，考试注定无法衡量伤情和学业尚未完全恢复的考生的真实水平。我们面临着两难：一方面是我们固有的爱与同情之心，以及“有利于弘扬核心价值观，传播正能量”的考量;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维护高考的程序正义——支持者认为，这种“冷酷”，是为了防止“后门”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这是情感与理性的交锋，或者说，是真理之间“对与对的冲突”，因此注定了不会有统一的结论。因此，越过具体事件的“是非”判断，探求“招生”的初心可能更有意义。

　　事实上，精细化的“科学管理”在中国尚不足百年，民国时期高校“不拘一格招人才”的机制，无论是招收学生还是招聘教授，都曾流传不少佳话，那时似乎是带着“宁可错招，不可漏过”式的宽容的，前提假设则是“信任”，相信招录是出于爱才而非“裙带”。而现在的问题恰恰是信任感的缺失，它导致了我们对程序“后门”的恐惧，以及“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程序理性”的诉求。

　　在情与理之间、在爱与不信之间，如何兼顾呢?个人的看法是，能不能更直接一点，不用“走程序”来玷污“程序”，巩固现有程序的透明和刚性，同时容许少量的公众关注的法外“特例”——类似这次事件的。科学主义者也许又会质疑这一标准过于空洞，或者会担心群起效尤，但是，还是回到“初心”：这个世界，需要一点信任，需要一点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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