洲坝截流的1981年，洲坝下的沿岸渔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馈赠”。中华鲟在坝下扎堆，好抓极了。宜昌点军区紫阳村渔民王辉富记得，他划着杉木渔船，一个晚上几袋烟的工夫，就捕到7尾，每条鱼都有二三百公斤，让渔民们大开眼界。此前，当地渔民几乎见不到这么多这么大的鱼。

　　王辉富童年的记忆里，捕获巨大的中华鲟曾是至高的荣誉，这种荣誉不在于鲟本身的价值，而是渔夫精湛的技艺。王辉富说，“通常是几条船合力，用最好的滚钩，不能生拉硬拽，它力气大得很，容易船翻人亡。要柔着来，滚钩挂住后，由着它跑，等它累了，再用绳子圈住尾鳍拉上船。”

　　王辉富的父亲终其一生，只打上来一条中华鲟，像拜神的仪式一样，摆酒宴请全村人来庆贺品食，这让人不禁联想到《老人与海》里的情节。然而，和书中的大鱼一样，中华鲟的命运也在被人类改写。

　　中华鲟无法知道，产卵之路已被截断，它们在坝下聚集徘徊，不断尝试寻找出路，无一成功。危起伟说，这些鱼，有些可能是出生后第一次回来，却无法找到那个根植于基因的熟悉的“家”了。

　　随着聚集的中华鲟增多，水面、浅滩上，总能见到一坨坨鱼肉，或是断了头的，截成几段的，它们大多是被坝下发电的水轮机绞死的。王辉富记得，鱼最多的时候，远远望去，江面上浮动着一波波染红的涟漪。

　　“那年，宜昌的大街上，常见到用板车拖着中华鲟的。中华鲟捕捞量大幅增长，捕杀了近2000余尾。” 危起伟说。

　　无度的捕杀使中华鲟繁殖群体数量急剧滑坡。危起伟介绍，上世纪七十年代，长江里的繁殖群体能达到1万余尾，葛洲坝截流的80年代，骤减到2176尾，2000年仅有363尾。1983年国家禁止对中华鲟的商业捕捞，只允许用于人工繁殖的科研捕捞。

　　然而野生中华鲟数量的锐减，让科研捕捞的指标都无法完成。中华鲟研究所所长高勇介绍，80年代的科研捕捞指标是长江水产研究所和中华鲟研究所每年各100尾，但两家机构每年各自能捕到五六十尾已很不错。2000年后，两家每年加起来也只能捕捞二三十尾。2008年，农业部组织专家论证，估算繁殖群体不足200尾，野生种群岌岌可危，科研捕捞就此叫停。

　　尽管新的产卵场形成，国家也出台一系列保护措施，但仍没能挽回中华鲟的数量的骤减。一些中华鲟在到达产卵场前，就已遭遇意外。洄游到产卵场的1600多公里的遥远路途，是通航能力不断扩张的长江黄金水道，中华鲟要躲避如织的船舶和密布的网钩。长江水产研究所中华鲟课题组的科研人员常常收到误捕误伤中华鲟的报告。

　　课题组助理研究员王成友2007年曾救治了一尾受伤雌性中华鲟，并做了超声波标记。2009年，沿岸监测站发现这条中华鲟的信号，大概在铜陵，距离长江口513公里的江段。“它回来产卵了，这太让人兴奋了，”王成友说。

　　监测到信号不断向上游移动，它到了武汉，距离产卵场越来越近。“但就在岳阳，失去信号。”王成友说。后来渔政部门打来电话，这条鱼被渔民误捕，等王成友赶到时，大鱼已死。

　　“误伤误捕的鲟中有一半都会死亡。”王成友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每年都有三十至四十尾因此致死;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种群数量的减少，意外死亡的数量降低到每年十几尾;最近十年，每年大约五六尾意外死亡。与这一数据相对比的是，目前野生繁殖群体估算只有57尾。

　　污染的阴影

　　水体污染不仅导致幼鱼畸形，还可能导致性别严重失调

葛洲坝下游新产卵场的出现，并未使野生中华鲟的数量稳定下来，30多年来，野生中华鲟数量年复一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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