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经济合作的制度性安排与资本输出的步骤几乎同时启动，两者需要在推进过程中相互协调和妥协，方能取得预想的成效。而位于“一带一路”周边的国家在政治稳定性、经济发展水平乃至战略地理关联性上远较当初的西欧来得复杂，则放大了投资的风险。

　　关注投资风险，拒绝好高骛远

　　由中国政府牵头、对海外进行大规模定向投资的倡议，最早始于2009年。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前国税总局副局长许善达在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提出，中国可以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亿美元的国家贷款(含1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3万亿元人民币)，要求这些国家在使用时须采购中国企业的商品，或由中国企业承担项目建设。2012年，前世界银行副行长、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也提出，包括中国在内的外汇储备大国和发达国家可以尝试建立总额2万亿美元的“全球恢复基金”，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基建等“瓶颈”项目，以带动全球经济复苏。

　　与这些早期倡议的规模相比，此番中国正式确定的对外投资目标和“丝路基金”的额度显然较小，但更多考虑到了地理政治格局以及输出影响力的重点。“一路”与“一带”针对的是陆海复合型国家的两个战略方向：前者旨在将亚太经济圈的繁荣延伸至印度洋，并与占用中国外援资金一半以上的非洲相接;后者则以“西进”经中亚和近东联通欧洲，除获取油气和矿业资源外，还与“高铁出国”等基建项目有关。亚投行、“丝路基金”与此前的金砖开发银行、非洲共同增长基金等项目有所重合而又不完全雷同，反映了近年来中国习得的新经验：多线布局、形成呼应和补充，避免一损俱损。

　　然而，将这番对外投资布局与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依然有过火之嫌。1948年时的美国在全球层面占据的货币霸权地位是今日的中国无法企及的;迄今为止，人民币在全球货币储备中仅占极小的份额。即使大规模对外投资能对人民币的结算量和受认可度有所提升，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的地位仍相差千里。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意义在于，它一方面赋予了美国一整套调控和主导世界经济的机构平台(如IMF和IBRD)，另一方面要求美国提供以充足的流动性为代表的各种公共产品;但今日的中国在这两方面都难言胜任：北京在重要的国际治理机构如G20、WTO和IMF中扮演的仍是参与者的角色，即使近年来参与发起和影响了包括上合组织、中非合作论坛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区在内的若干地区级平台，与昔日的美国差距仍很明显。而中国提供包括货币流通性和安全保障在内的公共产品的能力，即使与今日的美国相比差距也很明显，这都决定了新一波的对外投资带有试验性质。

　　更重要的是，与马歇尔计划中具备良好工业基础、仅仅是暂缺投资拉动的西欧国家不同，“丝路基金”指向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市场完善程度、政治稳定性乃至多边关系方面差异极大，这对海外投资的回报率构成了明显影响。中国以基建换取自然资源的投资模式在非洲已经试行了相当长时间，仍难言圆满。“一带”战略中的陆上西进，由于同时牵涉外交倾向各异的多国，尤须从长计议、稳扎稳打。

总的来看，从亚投行、“一带一路”到“丝路基金”，中国在输出资本方面正追随日韩等亚洲先发经济体做出有益的尝试，但不宜过早赋以新“马歇尔计划”的称谓。中国需要在历练中增加经验，而不必过早背上“胜败在此一举”的负担，亦不宜以一国之力取代甚至对抗现有的国际平台和组织，而虚掷宝贵的财政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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