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对倒卖车票、船票的票贩子有明确入罪规定,这对打击倒票行为起到了有效震慑作用,但对于倒卖医疗号源的号贩子我国刑法目前没有针对性规定。”郑雪倩说,除非当号贩子行为形成产业链,可依据我国刑法判处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等。但这些罪名也仅是在倒卖号源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犯罪行为,在倒卖医疗号源没有入刑之前,查处单纯倒卖号源行为没有法律法规可遵循。

　　多部门联合监管模式亟待建立

　　“法律不明,必然导致监管不明。目前对打击号贩子没有专门法律法规可遵循,也使得实践中监管部门分工不明确。现在主要是依赖医院保卫部门自身监管,有些设有警务工作室的医院还有公安人员在协助监管。”郑雪倩说。

　　郑雪倩介绍,长期以来医院并不被作为公共场所对待,所以公安部门多不介入,一般由医院保卫部门出面。但医院没有执法权,医院保卫部门在面对号贩子的时候,只能以维护医院诊疗秩序为名进行劝阻。而且保安人员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这些人就是倒号人员,排查工作困难重重。此外,号贩子和购买者之间达成了一对一的“自愿”服务关系,患者出于自身得利、保护隐私等多方面原因,大多不愿意配合指证号贩子。

　　这种单靠医院保安维持秩序的情况一直持续到2005年。原卫生部、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中医药局下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严厉打击号贩子、医托专项执法行动,规定对号贩子、医托活动频繁的医疗机构,公安机关可根据需要设置警务工作室。

　　然而,随着打击号贩子力度的加大,倒号形式也变得更加多样、隐蔽。除了传统的代挂号服务,网络、微信、QQ等都成了号贩子利用的平台,支付宝、网银、微信支付等多种付款方式也使得取证更加困难。

　　“单纯依靠医院保卫部门、警务工作室已不能满足现在的监管需要。在立法空白的情况下,打击号贩子、恢复良好诊疗秩序,应该由公安、工商、卫生监督、医院共同联手合作,在各医院形成统一监管机制,对倒号行为进行多方位、全覆盖式监督管理。”郑雪倩说。

　　郑雪倩指出,号贩子多存在于大城市大医院,这也是我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合理的一种表现。目前我国医疗改革正着力于合理配置医疗资源,实行分层诊疗制度,力争做到“小病小医、大病大医”,真正把专家留给疑难病患者。此外她认为,新医改方案中允许医生多点执业也是比较好的应对举措之一。专家多点执业能把先进医疗技术带到全国各地,老百姓就近就医也将缓解就医难现象,从而进一步消除号贩子生存的空间。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杜绝号贩子滋扰,为患者营造公平有序就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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