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人士曾根据绿城中国年报，制作过一张绿城的“项目成本及利润构成表”。其中以单价2万的房子为例：土地费用占22%，税收占11%，建筑费用占39%，其他直接成本为4%，资本化利息费用为2%，三项费用为10%，而净利润只有12%。上述人士称，“这些数据是审计过的”，宋卫平也称“这个数字基本准确”。在他看来，这一数字与“暴利”相去甚远。

　　在宋看来，尽管决策层屡出重手，但结果却是企业与购房者双输，化解此恶性循环，唯有制度变革，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有现成模型和案例可做参考。宋的设想是，相关政府部门及行业专家联合，分赴香港、新加坡、欧洲等考察当地住房系统及制度设计，“做沟通，请人家一起帮你做方案，逐一评审，短时期内全世界的住房体系搞得清清楚楚。然后根据中国的实情，不同的收入配套一个动态住房体系，就这么简单。”

　　住房制度改革的前提是土地制度。“土地太贵，怎么造便宜房子?”根据公开数据，杭州市每年出让的土地在3000亩到6000亩之间，宋卫平对《财经国家周刊》表示，政府可以按照用途找到合理的供应结构，“哪些做商品房，哪些做保障房，不同的社会架构对应不同的住房体系，这个设计是做得出来的，之后形成制度并动态管理。”

　　宋认为，当下住房问题已经被妖魔化、政治化和情绪化。但房地产业发展短短20年间， 居住条件和城市发展已经今非昔比。“行业的确存在问题，需要做局部调整，但前提条件是要肯定它。”

　　理想、理想

　　无论是自救还是对行业的思考，宋卫平都透露出强烈的个人风格。而这种风格贯穿于宋的生活与工作之中。

　　宋卫平两鬓染霜，看上去比55岁的年纪要老。这一年，他多数时间都待在杭州郊区项目玫瑰园的家中，与多数人不同，他的工作时间从下午开始，直至次日凌晨。

　　不少员工在深夜被宋的电话叫醒过，热衷于桥牌、麻将等智力游戏的宋卫平精力过人，所有的短信、邮件都不会留到下一天。去年底绿城“被破产”传闻沸沸扬扬之时，他曾在凌晨4点，挑灯夜战，写下一篇颇具个人风格的千字文。

　　绿城中国于2006年上市，对资本市场的谙熟早于恒大、碧桂园等同行企业，并以高品质楼盘在行业内拥有不少拥趸。业内流传，在地产从业者里面，买绿城房子的人最多。比如融创中国董事长孙宏斌，就曾在近期购买绿城房产，高调力挺绿城。

　　但正如昔日孙宏斌掌控下的顺驰轰然倒下，将个人性格的基因注入一家公司，被看做是一场比较危险的游戏。人们不知道，宋卫平的个人风格，将在多大程度上左右着绿城中国的命运。

　　宋卫平是个固执的人，每逢办公日，绿城玫瑰园酒店的服务生都留好同一个座位，上一杯0度加冰可乐。而宋卫平掏出的永远是万宝路香烟和一个一次性打火机。

　　“我没有微博，不会用那东西，我只会手写。”说这话时，宋卫平的笑容里半是惭愧，但另一半却仿佛是坚守住某种原则的骄傲。

　　“老板喜欢将所有问题都终极化。”一位绿城人士说。在面对《财经国家周刊》的专访时，对记者抛出的每一个问题，宋卫平的回答都带有宏大叙事色彩，即使一个极微观的数字，讲述也可从哲学开始。他的话题总在发散，从天文说到地理，绕一大圈再回归主题——并非他刻意逃避，这是宋卫平的思考方式。

　　这也是绿城的存在方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绿城都坚持不降价。宋卫平的逻辑是，绿城的产品就值这个价格。“我做的东西大概成本比你高10%，价格比你高20%，但寿命也可能比你长一代到两代，因为我们的高层住宅、写字楼的标准不是国内标准，是全球标准。”

　　宋对居住环境和产品的痴迷，或许源于幼时经历，“5口人，60平的房子，住了很多年，你这个年纪没有体会过。”宋说。正因此种认知，所以宋卫平“不遗余力地去跟别人合作，然后把一个钱当做两个钱花，多拿地，所以一旦碰到危机我们问题就会放大”。

　　宋卫平很清楚这种激进对公司的威胁，但他不想改变。“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好不容易我们背后聚集了成千上万个设计师，我们有那么多员工，我们尽可能在这个时代里边给城市留下一些比较好的人文作品，做得越多越好。如果我们做保守一点，是过日子的那个过法，但我干嘛要这样?”

　　这就是被冠以“理想主义者”称号的宋卫平，他所想所做，并非常人眼中一个上市公司董事长所为。他的手机对外公开，有一次还曾群发上千条短信给公司员工，只是为了推荐几本他认为不错的书。绿城内部人士说，也正因为公开电话，一家绿城业主家里玻璃被砸都直接给宋发短信告状，宋马上让秘书去了解。“就像个大家长，我们戏称他撒向人间都是爱。”

　　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专访间歇，宋卫平安排放映了十几分钟的纪录片，关于绿城组织的“颐乐学院”结业典礼，这是绿城专门为老年业主组织的老年大学活动。宋卫平紧盯着大屏幕，轻摇座椅，眉开眼笑。这是5个多小时专访时间里他鲜有的放松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