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情愿肩负历史责任”

　　有人曾这样问谷先生：如果没有那么多社会工作，对您来说是不是会更好?他当时的回答言简意赅：“我情愿肩负历史责任。”

　　1926年5月15日，谷超豪生于温州市区华盖山麓的高盈里。少年时期，他先后就读于温州二中、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温州中学)。1938年，日军侵入瓯江口，水上飞机每日飞临温州城区，每次丢下4枚炸弹。整个城市瘫痪了，人心惶惶。谷超豪所在的学校也被炸毁了，全校师生逃难到青田。敌机的轰鸣声，炸弹刺耳的呼啸声，被炸毁的房子，惨死同胞的躯体……眼前的一切，让少年谷超豪深切地体会到屈辱和愤慨。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少年兴，则中国兴。在学校礼堂里，谷超豪看到了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青少年要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这句话，让他终身铭记。战乱年代，他投入抗日救国的历史洪流;和平年代，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成为影响他一切选择的决定性因素。

　　文革开始后，谷超豪身处逆境，科研被迫停止，但他还是寻找机会做研究。恰巧，国内的一些航天研究者向复旦数学系提出，能否请他去帮忙研究一些问题。经过多方努力，谷先生终于得以参与“超音速弹头附近气流计算”研究。不过，他只能算是“从旁协助”，不算正式成员。那时条件非常艰苦，数学系有一台“719型号”的计算机，大而笨重，占据了一个房间的空间，一秒钟只能算几万次。更要命的是这台计算机没有自动保存的功能。如果题目做了一半停电或者机器故障，资料就会全部作废。为了尽可能在电源稳定的情况下使用这台计算机，谷超豪常常半夜加班，一算四五个小时，一边抓紧计算，一边提心吊胆地怕出问题。最终，任务完成那天，谷超豪望着奋斗多时的简陋实验室，轻轻对自己说，“总算争了口气”。

　　197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访问上海，在复旦大学作规范场理论报告并建议进行共同研究，复旦方面成立了由谷超豪任组长的联合研究小组，不久，即在国际上最早证明了杨—米尔斯方程初始问题的局部解的存在性。物理学杂志《物理学快报》为此出了一本专辑，还加了一页中文摘要。在国际著名杂志上有中文摘要出现，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可就在工作取得新进展时，中国科技大学请谷超豪去做校长，这让他犹豫了，担心工作和研究难以协调。在老师苏步青先生的支持下，谷超豪最终赴任。虽然学校的管理工作占据了大多数的时间，但谷超豪尽量利用空余时间做点相关研究工作，积少成多，坚持研究“不断线”。

　　谷先生对“数学是科学的仆人”一说很是欣赏。“数学最使人兴奋之处，就在于可以用它来解说或解答各门学科中的重要问题，同时又不断吸收其他学科的成就，扩大和充实自己的研究，为国家建设作出巨大的贡献。”2005年，学生和同事们为他做八十整寿，谷超豪笑着说，过生日有“三个愿望”：一是国家发展得更好，二是学习和工作多年的复旦能够成功进入世界一流的名校，三是自己还能再干若干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