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权交给你了，你可能会滥用权利，导致权利缺乏监督。学校可能也会说，政府不给我权，现在在学校内部的权利也有限，很多问题也没法摆脱行政的制约，因此内部建立治理结构也很难。因此，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都要结合，现在在进行自下而上的试点，在自下而上的试点过程中，就必须按照一个合理的或者科学方式来推进，而不应该就是走过常现在很多学校在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过程中确实存在走形式的问题，我们可能建立起了教授委员会和学生委员会，但是教授委员会和学生委员会并不起作用，结果就导致大家对这样的去行政化，建立学校制度产生了很强烈的质疑。

　　现在比如说上海市选择一些院校包括职业院校，这些学校在进行自下而上的改革过程中，可能比985高校、211学校更加有探索的空间，去行政化的基础和条件可能会更好。同时在自下而上的探索过程中，我们自上而下的改革推进也非常重要。

　　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曾刊文指出，高校“去行政化”制度设计的实质应该是“改变目前政府与学校之间以及学校内部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实现教育资源从‘行政权力主导型’配置模式向‘教育规律主导型’配置模式的转变。其本质是教育活动规律、科学研究规律和学校发展规律重新成为公共资源配置的圭臬。

　　因此，关于上海7所高校首批试建现代大学制度，我们的观点是，任何改革都是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在现有的框架内逐步减少行政对高校办学的干预和管理，比如教育主管部门减少一些行政审批项目，让大学更有自主权;同时高校内部要减少行政权力对教学的影响，行政、后勤部门加强为教学科研服务的意识，这些都是探索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

　　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教育专家、新锦成教育集团副总裁张景岫表示，现在对现代大学制度这样一个定义并没有特别清楚的界定，还是需要因地制宜。

　　经济之声：首先请您谈谈对于现代大学制度，您觉得它应该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

　　张景岫：现在对现代大学制度这样一个定义并没有特别清楚的界定，各个专家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一般来说，现代大学制度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大学与外部之间的关系，这里面很主要的是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与社会和其他外部组织或者个人的关系。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指大学内部的治理机制，包括学校内部的行政管理、学术管理，包括从学校到学院这样二级或者是三级管理体制的问题。

　　一般来说，现代大学制度其实是一个空泛的概念，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和尺子，说现代大学制度到底应该包括什么。当然，现在很多人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比如说大学应当有一定的自主权，比如说教授治学或者教授治校等等。但我个人的观点是，现代大学制度和各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教育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说以政府和大学的关系来讲，德国和美国，包括亚洲的日本和韩国都存在着哪者权利更大的问题，这中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界限，正如我们现在在讨论的是，政府到底是大点好还是小点好?那什么是大政府?什么是小政府?这个界限也没有一个严格的划分标准，还是需要因地制宜。

　　经济之声：说起探索现代大学制度，离不开关于高校该如何去行政化的争论。有观点认为，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推进难度很大，靠大学自身去行政化，永远去不了。而我们刚才采访的教育专家熊丙奇则认为，从学校内部开始自下而上的去行政化改革也很重要。对于高校去行政化，您的观点是怎样的?

张景岫：我赞同这个观点。我们之所以谈到去行政化，就是因为我们在高校目前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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