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SDR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上一次加入SDR的时机是2010年，而当时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环境都不利于人民币加入SDR。

　　国际方面，2010年刚刚经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全球经济仍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事后来看，2009~2012年出现了欧债危机，全球经济二次探底。2011年欧洲GDP持续下滑，至2012年初跌为负值。在全球经济仍在下滑过程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将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而现在，全球经济尽管仍然疲软，但复苏趋势已基本确定，问题只是复苏的相对强弱。

　　国内方面，2010年中国经济仍处于大幅波动之中，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程度很低。2012年之前，中国GDP和CPI波动区间非常大，且人民币存在长期的升值压力，尽管进行了较为严格的资本管制，但外汇占款持续流入对中国央行造成了很大困扰。2014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波动性显著降低，人民币低估被基本消除，汇率进入双向波动区间。更重要的是，2012年以来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加速推进，金融市场深度和广度均有很大发展，人民币与国际接轨的条件基本具备。

　　误区三：人民币占SDR的份额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至关重要。

　　近期市场对于人民币占SDR的份额引发了热议。不同机构给出了不同的说法。我们认为，份额的多少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而言，其实并不重要。加入时人民币占的份额仅仅是一个“起步价”，距离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目标相去甚远，关键还是看未来人民币国际化能否成功。

　　人民币国际化能否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回顾美元国际化和日元国际化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实体经济的全球化。

　　美元成功国际化的重要原因是美国先后进行了“马歇尔计划”、石油美元、全球化，使得美元在全球范围内，在发达国家、能源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中都得到了广泛使用。日元国际化基本是失败的，尽管日元在广场协议之后持续升值，到1995年日元占全球储备货币总额仅为7%。我们认为，日元国际化的失败，与其“雁型模式”无疾而终有直接联系。日本在1990年之后进入“失去的二十年”，日元国际化也相应进入了长期停滞。

　　我们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成功与否，根本在于“中国版国际化”能否成功。具体来讲，就是“一带一路”和创新创业两大战略能否成功。如果这两者能够成功，那么人民币国际化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我们认为，“货币国际化”的关键在于“国家国际化”。主要逻辑是，其他国家采用某种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看重的是与该国进行经常贸易和资本贸易的密切程度。如果两国关系紧密，那么必须持有对方相当数量的货币，从而降低两国间汇率波动和资本流动的风险。国家持有外汇储备尽管会由于汇率波动产生账面损失，但只要不减持储备就不会造成真实亏损。因此我们认为，不能根据要进行人民币国际化，来倒推人民币会升值还是贬值。

　　升值也好，贬值也好，很大程度上都是短期波动;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而言，练好内功、实施好“一带一路”战略才是根本。

　　误区四：人民币加入SDR只有好处。

　　很少有什么事情是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的，人民币加入SDR也不例外。从短期来看，人民币加入SDR似乎并没有什么坏处;但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国际化却存在诸多风险与挑战。

成思危先生在《人民币国际化之路》一书中反复强调人民币国际化“利大于弊”，但仍然认可“利弊并存”的说法。书中谈到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四个潜在风险：一是担心削弱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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