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能力，需要防范国际资本流动和输入型通胀;二是担心汇率波动加大，增强宏观调控难度，影响出口企业效益;三是担心国际化改变双顺差，成为债务国;四是担心金融机构面临国际竞争，难以生存和发展。

　　我们认为，用通俗的话讲，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后，需要承担国际资本流动的责任，承担责任就意味着承担风险。假设人民币能够成为主要储备货币，则中国央行将面临大量人民币流动的问题，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的外溢性显著增强，同时人民币资产的定价也将成为全球化定价，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将被削弱，国内进行宏观调控的难度将大大增加。在极端情况下，人民币资产的大幅流动，可能引发金融系统风险。

　　我们认为，这里需要澄清的概念是，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项目开放两者密切相关，但不完全相同。如果中国资本[0.00%]账户完全开放，那么上述风险发生的概率将大大增加。国际资本是逐利的，短期国际资本的投机属性要远高于投资属性，大量短期国际资本投机行为的风险是巨大的。因此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确保人民币国际化是基于实体经济的全球化，在相当长时间内维持短期资本流动账户管制，或者收取高额的“托宾税”，而完全放开与实体经济和长期投资相关的资本项目。我们认为，基于投资属性的全球资本流动并不可怕，这种流动是长期化且缓慢的，其风险要远远小于投机资本大幅流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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