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形成了一个相对合理的市场价格。这就给留在村庄的农民就有了扩大农业生产的机会，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土地自发流转而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甚至还要更高的收入。正是这些，才使得像王泉林那样因为无法外出务工的人能够在村庄中获得相对可观的收入，才能够使得他们的家庭获得摆脱贫困的机会。

　　安徽农民在上海：逐梦者，抑或漂泊者?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要到上海的农村去调研半个月。说来有意思，之前从未到过上海，因此对于上海的农村充满了想象。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繁华，总让人觉得即便是那里的农村也应该比中西部的县城要好很多吧。但是当真正到了那里调查之后才发现，原来即使在上海，也依然有很多破败的乡村。不过与中西部那些破败的农村不同的是，上海农村的破败，大都是因为那里的原住农民，都已经成功实现了家庭的城市化进程，农村不过是大多数上海农民儿时的记忆。然而更加与中西部农村不同的是，上海破败的农村背后，却隐藏着许许多多外地农民的梦想。他们背井离乡，在上海农村的一隅，寻找家庭发展的希望。像很多要到北上广深漂泊的白领一样，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的农民也有着在这个大城市里生根发芽的梦想。

　　上海郊区的农村

　　在上海农村的奋斗者中，来自安徽的农民最多，因此在上海郊区的公路旁地方随处可见安徽特色的餐馆。除了来这边务工，还有相当大的群体在这里务农，以至于与“农民工”这一词相对地产生了“农民农”的概念。他们大都是夫妻两人或者举家来到上海郊区的农村种粮抑或种菜，或居住于破败的农村，或居住于田间地头的窝棚，勤勤恳恳地劳作。有的人经过了漂泊之后逐梦成功，实现了在这个城市户籍身份的转变，但是大多数人都是漂泊了几十年后回到故乡。李新雨的家庭就是众多漂泊中一个算不上成功又算不上不成功的家庭。

　　李新雨是安徽临泉人，今年39岁。年轻时在西安一个上了教育部黑名单的大学读完书之后，1994年到上海跟随父母打拼。当时李新雨的爷爷、奶奶、父母、姐姐一家人，经亲戚介绍，开始在上海闵行区马桥镇一个村，以每亩600元的价格租了三十多亩地种蔬菜。一家人吃住在村里提供的免费仓库，没有雇工，每亩地有纯收益2000多元。过了两三年，村里土地被征收，一家人就搬到了闵行梅陇镇的一个村，在那里又租二十多亩地种菜。后来发现煤球生意比较好，就向村里租了两亩地，投资了三四万开了煤球厂，专门供应给小摊小贩煤球。煤球厂差不多做了有十年。李新雨的弟弟高中毕业后从老家到上海一起打拼。

　　2008年煤球厂不做了，李新雨家里也积攒了二三百万，又借了一百多万，向村里租了十五亩土地建仓库，做物流生意。仓库面积有七千多平米，每平米造价500多元。他们当时和村里的协议是仓库十五年之后归村里所有，到期后享有优先使用权。做物流生意，李新雨一家每年差不多能够净赚四五十万。

　　2011年，仓库所占土地也被征用。因为建仓库时手续不健全，仓库被定性为违章建筑。在拆迁中按照违章建筑来赔偿，李新雨家总共得到了七百多万赔偿款。一家人分了赔偿款之后，父母就回了老家养老，只剩下他和弟弟在上海继续打拼。李新雨拿着自己的那部分钱，到奉贤区南桥镇租了200多平米办公场所，继续做物流和代理生意。他还投资了一部分钱炒股，但是很快就在股市上损失了两百多万。现在他每个月的收入在两万多。弟弟拿到赔偿款后到青浦区做物流生意，在那边买了房子，每年收入四五十万。李新雨还在不断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想重新开始找一个地方种菜。

尽管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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