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杨蕾：海洋叙事的家族书写

　　杨蕾：海洋叙事的家族书写

　　——评方远长篇小说《大船队》

　　评论

　　文章来源 |《山东文学》2024.6

　　海洋孕育了中华文明，海洋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质。作家方远长篇小说《大船队》书写了在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之下，山东掖县(今莱州)的宏德堂船队穿越惊涛骇浪，发展海洋贸易的故事。这部小说是一部海洋文学题材的家族小说，塑造了一群迎着大海开拓全新生活图景的普通农民，填补了当代家族小说中缺失海上运输业的书写空白，推进了海洋文学的研究。小说树立了丰富立体的人物群像，展现了扎根大地的莱州人民的蓬勃生命力。与此同时，一个家族的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也在历史的铺陈中徐徐展现。故事传奇曲折，语言凝练而富有现场感，《大船队》以海洋为切口，提炼现实生活，描绘出别开生面的海洋图景，是一曲浩荡而多彩的交响史诗。

　　当代家族叙事的文化寻根

　　长篇小说《大船队》讲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营宏德堂的掖县方家，怀着振兴家族产业的梦想组建了一支大船队，穿越渤海湾驶向东三省，开始海上运输业的故事，是一部书写莱州海上航运的现实主义小说。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宏德堂的船队面临竞争对手的明枪暗箭，还有来自土匪海盗和日军的骚扰侵袭。在波谲云诡的历史风云中，以方英典为掌舵人的宏德堂历经一次次磨难，却始终秉承着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

　　从某种程度上讲，《大船队》首先是一部家族小说。家族小说，可以说是长篇小说题材中最普遍的母题之一，很多作家都书写过与自身成长背景有着各种勾连的作品。这也如美国作家哈利在历史小说《根》中所言，“当你开始谈论家庭、世系和祖先时，你就是谈论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家”不仅是一个概念，而是已经沉淀为人类最基本的心理价值认同，成为一个文化母题。所以在文学领域，对“家”的言说已经内化为强大的叙事动机，推动了一系列围绕“家”展开的文学作品。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也是如此。正如有评论家所言，中国文学史上的家族小说犹如连绵的群山，源源不绝。这些小说以《红楼梦》等这类经典作品为滥觞，孜孜不倦地书写着散播在中国大地各个角落的或宏大或微小，或隐秘或显赫的家族。这些作品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视阈下的人情风貌，共同拼凑起宏阔复杂的民族秘史。在如此厚重的家族小说创作背景之下，《大船队》开拓出一块崭新领域并且进行了深刻书写，可谓是当代家族小说的有益补充。

　　《大船队》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把视角聚焦在一个尝试海洋航运的莱州家族，也可以归纳到海洋文学的范畴。历史上，山东掖县确实曾经有过这样波澜壮阔却又不太为人所知的秘史，一群勤劳质朴又不失睿智和商业头脑的农民，把眼光瞄准了浩瀚的大海，他们不惧怕不确定的命运，驾驶着商船驶向了新时代，成为这段民族秘史中的英雄。作家方远打捞出这段充满传奇的历史，构筑了以经营海上贸易为主的宏德堂的家族发展故事，展现了那个时代海上贸易的多彩画卷。

　　《大船队》这个以海洋为题材的家族故事无疑是饱满和丰盈的。宏德堂因何要涉足海洋运输、海上航船究竟要面临什么样的艰难险阻，船队行驶到东北要做什么样的生意，面临家国苦难时船队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些都在小说中一一呈现，并且做出了非常有益的讨论。而在小说中涉及的方家三代掌舵人方继先、方英典、方兴通的传承上，也体现了一个具有家国情怀的家族在各种历史关口的抉择。尽管这其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有父子龃龉甚至是针锋相对的矛盾，不过在是非曲直和民族大义上，方家人却始终没有过动摇。这让读者感受到，这是在我们宏阔的民族史上一个复杂而又真实的家族故事。

　　展现人物群像折射时代风貌

　　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除了讲述一个好故事之外，必定还要塑造丰富而立体的人物群像。人物是小说的灵魂，立得住的人物不仅是长篇小说得以支撑的骨骼，也会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文学形象参照。因此，很多家族小说在作品核心人物的设置上，都会选择类似于“族长”角色的人物，当然也不乏充满锐气的青年人。在这个人物的选择上，《大船队》着重塑造了宏德堂的掌舵人方英典。

　　方英典是典型的接受儒家教育后继承家业并谋求发展的儒商形象。他有刻板的一面，比如在儿子方兴通的婚姻问题上，他坚决遵守早前给儿子定下的“娃娃亲”，执意让他放弃自由恋爱的恋人，可谓“棒打鸳鸯”;而在从事船队商业贸易时，他又秉承宽容、良善且睿智的经商理念，以德报怨，与人为善;在治理家族和任用船员上，他拥有精明的眼光和知人善任的广阔心胸，护佑了宏德堂船队在惊涛骇浪中安稳前行。作为小说最重要的核心人物，作者花费很多笔墨书写方英典的言语、行动以及心理活动等，塑造了这个饱满而生动的人物形象。

　　除了方英典之外，小说还有其他丰富多彩人物群像，比如方兴通。作为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宏德堂继承人，方兴通身上展露出浓厚的时代气质。不过，作为旧式家庭接受新思想的年轻人，难免也会在时代和家庭的夹缝中痛苦矛盾。方兴通试图打破家庭的桎梏追求新生活，却始终难以摆脱父亲，或者说旧式家庭和思想附加在身上的枷锁。这其实是时代的必然。在小说中，作者对这一点做出了很好的处理，从现实和理性的角度去解剖和分析人物的成长轨迹，最后定位了他应该具有的时代角色。

　　另外，小说中的很多小人物也有血有肉，辨识度很高。有时候作者用寥寥数语的描摹，就呈现一个底层最普通的小人物形象。比如起先是奸商，后来投靠日本人的宋占山父子的阴险恶毒和冷漠无情;身世堪怜、历尽坎坷却熟悉船队航运，吃苦耐劳的长工刘小虎;还有尽职尽责，深谙东家心思且为人处世十分周到的管家潘士光;甚至连着墨不多，从为虎作伥到最终走上正轨的罗良基等人物也十分鲜活生动。

　　在《大船队》中，来自宏德堂的人们从朴实劳作，到开辟船队开始海上运营，到最后践行启蒙、革命、救亡理念本身，从文化传承维度而言，亦可被视为儒家文化内部“殷忧启圣、多难兴邦”的忧患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担当。作者对人物的性情进行了充分铺垫和深刻描摹，以至于读者甚至可以通过一句话或一个动作来识别人物。这是《大船队》在人物塑造上的出色成果。

　　除了人物塑造之外，《大船队》还记录了那个时代莱州湾的时代风貌。从风土民情到衣食住行，作者均有所涉猎。比如小说中对掖县“研蟹酱”的这段描写，细致生动，充满浓郁生活气息，还原了“研蟹酱”的做法：

　　那螃蟹叫梭子蟹，是掖县的特产，因外形像纺织用的梭子而得名。它个大，一只有斤把重，顶盖也肥。将一只只梭子蟹用水冲洗干净了，再揭盖，去掉食囊和鳃，撕掰成数块，放进碓臼，手持木把圆头石槌，在碓臼里捣碎，再慢慢地研成细酱。研蟹酱是个重体力活，石槌很重，小巧的女人根本拿不动。研起酱来，男人也会累得腰酸腿痛，汗湿衣衫。新研的蟹酱并不能马上吃，还没出味儿，得撒上盐，装进坛子里发酵。待到来年桃花开了的时候，坛里的蟹酱冒了泡，鼓得像个大饽饽。掀开坛盖，那独特的香味儿扑鼻而来，无法形容。蟹酱的吃法有多种，可以倒上几滴香油和醋生吃，也可放上葱花和花生油，再打上个鸡蛋，搅匀后蒸着吃。一年四季，掖县人的餐桌上基本上都摆着蟹酱，它也成为馈赠亲友的上好礼品。

　　这段描摹甚至让读者想起了《红楼梦》中王熙凤讲述的“茄鲞”做法，不仅色香味俱全，还形象地还原了掖县人民在朴实的劳动中积累起来的饮食智慧，读来让人口舌生津。作者在行文中穿插进这样的描述，不仅让小说故事节奏疏落有致，也给读者呈现如在目前的旧时风貌。再如另一段对掖县面塑的描写：

　　掖县面塑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掖县人爱面塑，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婴儿满月，长者做寿，上梁大吉……都少不了面塑。做面塑的大都是心灵手巧的女人。用一个面团、一把剪刀、一支毛笔，经过揉、搓、迭、捻，塑造出基本形态，再用简单的工具进行剪、提、点、捏，她们就可以做出千姿百态且栩栩如生的造型。比如活灵活现的金鱼、展翅欲飞的燕子、呼之欲出的龙凤等，无不渲染出富贵吉祥的意境。然后，上锅蒸熟，再淡妆浓抹，巧加美饰。各种造型的面塑被涂上了五彩缤纷的颜色，变得更加鲜亮美观，就像一件件巧夺天工的艺术品。

　　小说为读者展开了一幅幅琳琅满目的莱州自然与人文画卷，还有无尽的莱州美食和大量方言的运用，都使这部作品特色鲜明，风格独异，具备独特的文学审美价值。《大船队》力图通过对莱州地区的历史横截面进行史诗建构基础上的凌空观照，从而折射出那个时代山东地区乡村的时代样貌。

　　这些细节的充盈让《大船队》家族叙事的情感内核有了最终的归宿：那些留在岁月里的生命痕迹镌刻在时光写就的传奇里。

　　这些源自同一家族血脉的创伤、痛苦、伤害、宽宥、包容，这些刻写在生命长度里的记忆才更加细腻，也更为完整。这些都彰显出作家阐释家族故事的能力。

　　正是这一方土地和印在骨子里的家族基因给予了《大船队》厚重的情感质地。《大船队》所书写的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一幅幅摄人心魄的历史画卷，在看似平淡安静的叙事中却充盈着丰沛的生命元气。

　　女性视角的文化关怀

　　数十年来，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精彩的女性形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作者多是叙述她们在大动荡的社会背景下追求爱情、追求幸福的过程，讲述她们的女性意识如何觉醒，探讨社会环境对女性成长的影响等等。在《大船队》勾勒出的广袤的人物群像中，有几名作为非主要角色的女性形象也令人印象深刻。作者将这些普通个体的命运纳入自己的关注范围内，用细腻、温情的笔触刻画女性的悲剧命运，描绘她们在社会变迁中的选择、沉浮和挣扎，以此透视整个女性群体，展现了深刻的人文主义关怀。

　　《大船队》塑造了宋家宁、任明凡、范小娆、江秀芝等女性形象，这些女性虽然出身、经历不同，却各有各的痛苦与不幸。其中，江秀芝的成长轨迹最令人叹服，她的身上不仅体现了女性逐渐萌生的觉醒意识，更是展现了一名早期女性共产党员的坚毅信仰。

　　在小说的设定中，江秀芝是出生在省城济南府的一名小家碧玉，她走入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并且与方兴通互生情愫，情投意合。和很多年轻女子一样，青年江秀芝也经历过一段因为爱情而纠结缱绻的时期，但是在偶然际遇之下，江秀芝接触到中国共产党，进而被中国共产党救国救民的思想所感化。通过接触先进思想，江秀芝认识到国家民族大义与个人儿女情长孰轻孰重，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投身抗日活动。在小说结尾部分，江秀芝已经成长为一名坚忍勇毅的共产党员，直到为了革命事业和信仰献出了宝贵生命。

　　在江秀芝这个人物的塑造上，作者将其个体命运融合进社会历史的潮流当中，诠释着女性宽厚、坚韧的特质，反哺艰险抑或动荡的社会环境。更重要的是，作者还阐释了这样一名女性的影响——江秀芝死后，方兴通的妹妹方兴逦继承了她未竟的事业，走上革命的道路。

　　除了江秀芝之外，《大船队》中还有一名女性角色十分夺目，她便是沦落风尘但卖艺不卖身的范小娆。如果说江秀芝身上更重要的体现的是女性个人成长蜕变，而范小娆身上则更多体现了女性在苦难的环境中的无奈与坚韧。可以说，范小娆这种女性的出现既是社会的必然，也是个体的无奈。即便沦落在风尘之中，她依然执著于寻找属于自己的爱情，却因为那个苦难的时代而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时代的浪潮汹涌澎湃，范小娆这样的女子毫无把控命运的力量，只能随波逐流。在一切不幸中稍显幸运的是，在方英典的救助下，范小娆最终也寻找到安稳的归宿，结束了一段慌乱流离的人生。

　　此外，宋家宁、任明凡这些女性角色在小说中也有各自的作用。她们身上无论是温顺、倔强，还是沉沦或者挣扎，无疑都在丰盈着整部小说的人物群像，在反映社会背景上也承担了点缀增色的作用。《大船队》对于女性生存境况的洞察和抒写，集中彰显出女性的文化精神——她们与生俱来的坚毅柔和，引导自身在面对苦难和压迫的困境中仍能施展出广袤和包容的力量。

　　《大船队》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现实主义小说需要凝视和关注，包括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女性在各个时期的生存困境和意识觉醒。在这一点上，作者是一个旁观者、叙述者，用冷静甚至冷漠的笔墨去叙说她们，还原特定年代的残酷现实。不过，读者不难从小说行文中感受到，即便是贫瘠的社会土壤中，女性依然可以顽强地绽放出光彩，这在任何时代都值得书写、记录和歌咏。

　　富有画面质感的语言意境

　　诚如中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瑞典文学院发表的《讲故事的人》的演讲，小说首先是叙述的艺术，语言也非常重要。一部小说好与不好，读者能否读得进去，语言艺术也是重要的评判标准。好的语言与故事相得益彰，共同构建了一部可读、好读的小说作品。

　　《大船队》的语言风格：简洁凝练，富有节奏感和艺术张力，并且充满现场感和画面感。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罗良基硬着头皮，踮着脚向院门走去。走了一半，他又折回头来，到墙脚摸起了一把渔叉，双手紧握，来到了门口。站了会儿，他故意大声咳嗽了一下，听了听，外面没动静，这才哆哆嗦嗦地开了院门。

　　像昨天晚上一样，门外空无一人，一张黄纸被匕首扎在门上，而罗良基刚刚留下的纸条也被取走了。他拔下匕首，取下黄纸条，迅速关上了院门。

　　有评论家所言，任何小说创作都无法避免语言的图像性，甚至必须借助语言的图像性。而所谓的语言的画面感就是，读过一段文字后，能分明让人感觉到宛然在目的“画面”。读者通过视觉将小说语言所表达的信息传递给大脑，发挥个人的联觉能力与想象能力，在脑海中形成的与实体图像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一种虚幻性图像。

　　《大船队》的语言以写实性画面为主，写意性画面为辅，通过各种构成方式与表现手法给读者展示了一个个可以感知到声音、动作、温度甚至气味的画面。如上文中这一段罗良基的行动描写，作家营造出一种紧张气氛，通过罗良基一系列细微动作，呈现人物的焦灼情绪和紧张状态。这段描写不仅调动了读者的视觉，甚至还有视觉以及心理活动，不知不觉间让读者眼前呈现一幅影视画面，让整部小说可观可感，灵动自如。

　　再如一段简短的对江秀芝被捕后的描写：

　　两名士兵押解着被五花大绑的江秀芝，走在队伍的中间，她的脸上伤痕累累，破烂的衣服上也布满了血迹。在她的后背上，插着一个亡命牌，上书“内乱分子江秀芝”几个大字。亡命牌在阳光的照耀下散发着惨白的光芒，而江秀芝名字上的红叉格外刺眼。

　　作者用几句话便写出了被捕后江秀芝的样貌。在这段话的最后一句中，作者使用了两种色彩，即“惨白”和格外刺眼的“红”。这两种色彩对照，似乎起到了让读者从阅读文字到真正审视色彩的视觉效果，再辅以千钧一发、剑拔弩张的环境，读者的情绪也完全被调动起来。文字中所写到的江秀芝的形象和色彩都没有转为实体的图像表现在纸上，读者却可以借助想象在脑海中构建出一幅声色俱有的动态画面。这样的细节描写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场感，让读者感同身受，形成情感共鸣。

　　《大船队》文字语言的现场感和镜头感，抓住了读者的感官，建立了小说与读者的联结与互动。人物之间层层勾连与相互交错的故事情节，让读者产生强烈的“共在感”，实现“沉浸式”阅读体验。

　　作家方远的长篇小说以家族情感为契机，以海洋叙事为切入点，不拘泥于宏大叙事，而是从基于人的情感、品质和心理的个体叙事、生活叙事的角度，讲述了家族厚重深沉的情感故事和历史沧桑，既是一部独具地域特色的家族史叙述，也是对中国海洋故事的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