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漂族”的故事：想回老家 证件钥匙被子女藏起来
时钟的指针指向下午5点。55岁的金秀琴利落地换下胸前印着“GAP”的粉色家居服——那是女儿穿腻了原本想扔掉的衣服。她穿上自己的红短袖，抓起一个尼龙袋，把穿着肉色丝袜的脚蹬进黑色平底鞋，快速按下昏暗楼道里的电梯按钮。
在不到15分钟的时间里，这双平底鞋匆匆穿过狭窄的胡同、低矮的居民区，穿过汽车、自行车、行人和宠物狗，停在一家幼儿园的3楼。对于金秀琴来说，这段路是她在北京为数不多的熟悉路线。5岁的外孙手里举着一块饼干，已经等了一阵子了。
她掐着表算，接到外孙后要送他去上半小时的辅导班，然后必须在7点之前做好晚饭。离家之前，她已经把豆角择好洗净，只等下锅。
5年前，为了完成这些“任务”，金秀琴离开生活了50年的东北铁岭。
在学术界，这些跟随子女从外省市的农村或城镇到现居住地短期或长期生活的、非本地户籍的异乡老年人，被称为“老漂族”。
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显示，我国流动老人将近1800万，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老人比例高达43%。
表面上，他们是这座城市极为普遍而自然的一部分。但他们并不属于这里。 这些老人从四面八方来到子女所在的都市，在每天的黄昏中奔波忙碌，也在一生的黄昏中漂浮不定。
“这是他们的家，我拿那么多东西干什么”
相比热闹的黄昏，老人们的清晨要落寞许多。
早上5点，在这座城市的不同角落，他们几乎同时醒来。从陈显兰的房间向外看去，北京京通快速路上的路灯还在灰蒙蒙的空气中亮着。这是一套两居室，她轻轻走到女儿的房间，给外孙女喂牛奶、换尿布。外孙女现在一岁多，年纪跟陈显兰来到北京的时间一样。
客厅里没有窗子，黑漆漆的。她把自己关进厨房，在锅里加上水和小米，放在火上温吞地熬着。按照河南老家的习惯，早上她通常会炒几个菜，“吃不惯这边的咸菜”。
一年半以前，62岁的陈显兰在老家接到女儿电话的时候，同样在做饭。在滋滋啦啦的油锅旁，她听见还有两个月就临盆的女儿说自己要上班，没有时间洗衣做饭，想请她过去帮忙。
放下电话，这个朴素的农妇心里有些高兴。从女儿上大学开始，母女俩已经有10多年没长期在一起生活了。孩子要强，从来没让父母担心过，可这一次，身为母亲的她也有了一种“被需要”的欣喜。
那个春天，陈显兰和老伴连夜给地里种的大豆浇水，第一天浇到夜里11点，第二天浇到凌晨2点。几天后，她把两身衣服塞进一个小箱子，一大早就站在村头，等着开往郑州的大巴。陈显兰晕车，在两个小时的车程里，她吐了好几次。
金秀琴清早的锅里同样翻滚着米粥。她习惯把洗干净的鸡蛋跟粥一起煮，鸡蛋是她特地从老家带过来的。
在老家，她原本养了10多只鸡和五六头猪，临走前全部卖掉了。老伴虽然不跟她一起来，却也要四处打工，无暇喂养它们。5年来，她每次来北京，都要带上剁好的排骨和鸡肉，分成几部分装到小袋子里，跟干豆腐、鸡蛋、蘑菇、咸菜一起装进大纸箱，拎上火车，“都是孩子爱吃的”。
她相信一切东西都是老家的最好，自己能够带在身上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62岁的田慧芬和63岁的程丽云分别从哈尔滨和大连来到北京，为儿女照顾下一代，至今已经有10年。她们来的时候连箱子都没带，就背了一个包。两位老人互不相识，却说着一样的话：“这是他们的家，我拿那么多东西干什么。”
学者潘永康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项调查发现，在传统社会，中国家庭的生命周期特点是：年轻人婚后先与父母合住，等自己有子女后与父母分开，在子女成婚后又与父母合住，最后再分开，如此周期循环。其中，婚后与父母合住的主要考虑是住房，由于父代通常先拥有房子，合住是“子代投奔父代”的选择，体现出“父代权威”的代际关系模式，父代是家庭的投入和决策重心。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伟进指出，当前人口流动性增强，婚后合住的可能性变小，再次合住的重要考虑是父代帮忙抚养孙代，这个时候，合住是“父代投奔子代”的“子代权威”代际关系模式，家庭投入和决策的重心倾向于子代。
这些母亲正在重新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新时代的“母亲”
7点左右，天完全亮了。早上是很多家庭分离的时刻。
粥已经上桌，旁边摆着地瓜、油条、馒头、咸菜或炒菜。要上班的匆忙吃了几口就出门了。金秀琴和田慧芬要送孩子去上幼儿园，程丽云送孙女上小学。陈显兰把一岁多的孩子抱在怀里，看一眼时钟，又快到了哄她睡觉的时间了。
在来北京之前，这些老人从没想过会在这里长期生活。陈显兰原本打算等女儿出了月子就回去，金秀琴想的是就待一两年。可是因为“没办法”，她们全都一直待到了现在。
在最开始的那一天，老人们从不同方向、坐着不同的车次抵达北京。等在车站的儿女们把他们带上私家车、出租车、公交车或是地铁，散到这个城市的不同角落。
下了火车，陈显兰和老伴直接坐上地铁去了天安门，“转了一上午”。在那之前，这个近5千平方米的广场几乎是他们对北京的所有想象。而他们即将前往的家，尚在一直往东的15公里外。跟气派的天安门广场不同，老旧的小区里楼道昏暗，宣传栏里还贴着用毛笔写的标语。
金秀琴跟陈显兰去往的是同一个方向，只是离天安门要近5公里。女儿和女婿在北京做生意，就在公司附近租了一套两居室，是一个老小区的11楼。她第一次需要坐电梯出门。
田慧芬下火车后坐进了一辆奔驰，女儿和女婿都从事金融工作，家也在天安门15公里之外，只不过方向是正北，紧挨着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到了晚上到处都是戴着耳机跑步的人。
来北京之前，陈显兰夫妻俩先去山东看望了一下大儿子。他们一共三个孩子，没有一个留在老家。因为工作原因，原本在洛阳长期居住的大儿子近两年在山东淄博。小儿子单位在西安，这几年被外派到非洲。这些年，老两口随着子女“漂”在不同的城市。
把陈显兰送到女儿家中后，陈显兰的老伴就自己回老家了。“家里有地，还有90多岁的老人要照顾，实在走不开。”田慧芬和金秀琴的老伴也都在老家，夫妻俩长期分居。“没什么事平时基本不联系，”金秀琴说，“电话费贵啊。”
有研究显示，在迁居地照顾孙辈的老人中，女性占比更大。成为母亲几十年后，这些女性再次扮演起“母亲”的角色。
白天的大部分时光，陈显兰都要跟一个婴儿一起度过。刚开始，她不习惯给孩子用尿不湿，“那么包着孩子能舒服吗?”在她的3个子女还是婴儿的时代，这个母亲都是用尿布，然后在下面垫一小块毯子，再下面铺一层油纸。
她也不习惯婴儿的饮食。绿的青菜、红的胡萝卜，甚至猪肉都被打成泥状，五颜六色地装在一个个透明的小玻璃罐里。在她印象中，自己的孩子都是用白白的馒头喂大的。
但是几个月后，陈显兰慢慢学会使用带遮阳蓬的婴儿车，每天在固定时间给孩子喂食各种营养粉调成的“辅食”，也知道在递给孩子食物前要用湿巾擦手。金秀琴被告知孩子在家的时候不能看电视。田慧芬学会了喝水时嘴唇不接触杯沿，因为女儿告诉她不能跟孩子用同一个水杯喝水。
这些母亲正在重新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新时代的“母亲”。
她们被迫与这个迅猛发展的时代接轨。在儿女们淘汰下来的智能手机上，字体被调到最大。程丽云害怕听到儿子在那头说“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陈显兰经常会把手机拿反，在慌乱中通常要把屏幕滑动三次以上才会接听成功。
她们被反复告知，那个巴掌大的手机和里面一个名叫“微信”的“绿色方框”是这个时代能够被找到的唯一方式。那是人际关系最后的安全感。
对于老人来说，这种安全感并不总能得到满足。陈显兰的女儿偶尔看一眼母亲的手机，发现她最频繁的聊天对象除了自己，就是老家的亲戚朋友们。而有好几次，母亲曾尝试发起微信视频聊天，但“对方无应答”。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讲师苗瑞凤调研发现，没来子女家生活之前，69%的老人对于在子女家生活持比较乐观的预期，认为能够和“有了出息”的子女愉快共处，约23%的老人愿意在城市子女家养老。但是在子女家居住过一段时间之后，上述两项比例明显降低。但是尽管如此，绝大多数老年人仍然表示，就算不适应当前的生活，但是只要子女需要自己的帮助，自己还是能够在子女家生活的。这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以贯之的责任意识”的体现，也可以谓之“家庭中的利他主义”。
“他们不被这座城市接受，也不接受这座城市”
比起陈显兰，外孙已经上幼儿园的金秀琴白天要更难打发。这几年，她发现周边有几处可以做免费理疗的地方，几乎每天都去。做理疗的仪器要上万元，她已经“免费试用”了一年多，从没想过要买。
她们似乎很快适应了北京的生活。来到北京第二天，金秀琴就找到了离家最近的菜市场，她知道哪家的豆角、茄子、辣椒、白菜最便宜、最新鲜，也知道小区里仅有的几张长椅和健身器材的位置。
在小区，“老乡找老乡”的老人们形成了“东北帮”“老四川”等。有学者指出，同乡认同和同乡团体得到精心培植的程度、同乡情感和机构的牢固和力量，是中国城市的一大特色。
但更多时候，她们依然保持着一种隔离感。陈显兰去菜市场买菜时，发现几乎没有人用现金交易，每个摊位旁边都竖着一个黑色的、“曲里拐弯的”条码，“人家说扫一下就行”。她不会用，手里紧紧攥着几块零钱。
田慧芬家的楼下就有一家超市，但她依然每天都要骑车去两公里以外的菜市场，“那边便宜不少呢”。女儿在她的手机里下载了共享单车的软件，她也从来不用。“我有自行车，用那个干嘛。”金秀琴有次在商场给女儿买了一件“白底带花”的衣服，“不到一百块钱”，可是从来没见女儿穿过。
大多数时候，她们的活动范围只是周围两公里之内。陈显兰从来没有自己坐地铁出过门，也“不想学”。最远的一次是带孩子去了一公里外的大学校园。有时跟老伴一起，带着外孙女去商场玩，也从来没买过任何东西。
他们不在乎一双鞋、一个包的价格，只关心哪里有喷泉、有长椅。女儿下班会经过那个商场，陈显兰有时在二楼摇着手臂呼喊，女儿听见了，却没有抬头，匆匆走上电梯。
田慧芬一个人的时候最远去过旁边的森林公园，那里每天晚上都有老人挽着手跳交谊舞，她喜欢看，自己却从来不跳。有的老人酷爱下象棋，到北京10多年每天晚上都背着手看别人下，自己从来没下过，居委会组织的各种活动，也从未得到通知。还有的老人喜欢坐公交，绕着北京城一圈一圈地转。
程丽云不喜欢坐公交。她不喜欢上车时自己的卡只会发出“嘀”的一声，而没有跟着一句“老年卡”。有时车上会低低地传来一声“外来的”，她心里落寞，却又愤愤不平：“要是我儿子没能耐，人家会请他过来?”
金秀琴楼下的清洁工会拖着长长的儿化音跟她说，“外地人怎么着也不如北京人”。陈显兰只会说河南话，有时跟北京老人搭话时，对方直接说自己“听不懂”。
“他们不被这座城市接受，也不接受这座城市。”陈显兰的女儿说。
为了让他们更加“接收与被接受”，陈显兰的女儿特意把单位分配的人民大会堂讲座名额给了父母。老两口听完之后直说后悔，“里边都是年轻人，穿西装打领带，拿着手机和本子不停地记，哪有像俺们这么大年纪的，跟傻子似的。”陈显兰盘腿坐在床上，不好意思地说。“不过大会堂真气派，有好几层，还铺着红地毯哩!”
有几秒钟，祖孙两人就站在夏日北京的公交站牌下，彼此僵持着
对老人们来说，一天中的午饭是最草率的。
陈显兰的外孙女爱吃面条，她几乎每天中午都做，自己也跟着吃一点。金秀琴有时就吃一块硬邦邦的发糕。田慧芳吃的可能是前几天剩的饺子。
晚饭显得格外隆重。每天下午3点半，田慧芳就开始做饭。幼儿园的班车下午5点会停在小区门口，她必须在那之前把饭做好，第一时间出现在外孙面前。这已经是她的第二个外孙，“老大”已经上小学，刚参加完夏令营。为了迎接他回家，田慧芬那天特地蒸了几只螃蟹。
狭小的厨房里，有3个容器同时冒着热气——电饭煲、电炖盅和蒸锅。她把一个计时器固定在冰箱上，设定时间是20分钟，用来提醒自己螃蟹已经蒸好了。“现在脑子不好使了。”她眯着眼，戴上围裙，把茄子蒂切成蜂窝状。午后的小区里静悄悄的，这是为数不多的开着抽油烟机的厨房。
很快，茄子下锅了，热气开始出现在这第4个容器上。“其实我不爱做饭，但是没办法，他们工作都忙。”田慧芳按照东北老家的做法，把茄子在油锅里翻滚了几遍，然后用铲子铲成两段。
每次来北京，她带的东西都不多，但总会带一点哈尔滨红肠。“老大爱吃红肠炒饭。”逛超市的时候，她会特意看一眼红肠的价格，“比老家贵10块钱”。
她清楚地记得各种地方、各种食材的价格。超市里的西红柿卖5块多，“菜市场最多3块钱”。大瓶装的鲜牛奶要18.5元，“能喝三四天”。偶尔去超市，她总要去看看特价菜。
金秀琴家门口的过道里永远堆着一兜塑料瓶，“一兜能卖一块多吧”。还有老人四处收集皱巴巴的塑料袋，用作垃圾袋。有一次，陈显兰的女儿买了个一千多元的包，她不理解，“跟几十块的有什么区别”。女儿说“你看不出来，别人能看出来”。有时女儿会故意告诉母亲某样东西的价格，“我想让她知道，我能负担得起”。
厨房没有空调，闷热不堪。田慧芳从冰箱里拿出一小块黄油，在锅底融开，放入切成小片的口蘑，翻炒一会儿之后用榨汁机榨成乳白色的汁。她从来没吃过，只是有次听外孙说起，她想试试看。家里的盐是粉红色的粗粒晶体，她不知道跟白色的有什么不同，只知道是“他们从国外带回来的”。
程丽云的孙女不爱吃老家常做的虾皮，爱吃三文鱼，还能吃出火腿和培根的区别。她跟老伴在小区一片空地上种了一些茄子、辣椒、地瓜，但孩子们想吃小汤山的有机白菜、彩椒、西兰花、荷兰豆。她总觉得菜谱是“别人的东西”。“程丽云经常做的包子、饺子和油炸食品，孙女说“吃腻了”。
每周六的下午，她都要带孙女去上绘画辅导班。上课期间，程丽云就坐在教室门外的沙发上，翻看微信朋友圈。有人给她发过一段文字：“不见孙子想孙子，见了孙子怕孙子;小孙子吃喝拉撒忙坏了老孙子，老孙子手忙脚乱还照顾不好小孙子……” 她觉得很有道理。
“都说父母给看孩子是应该的，其实真不是。”她一边觉得“说这些没意思”，一边反复说“现在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节俭和感恩”。她觉得孙女的衣服太多，吃饭浪费，“配一副眼镜要两千块钱，三四百的不一样吗?”报的辅导班有钢琴、绘画、英语、奥数，每套课程至少六千元。
“太贵了。一个女孩子，要那么拔尖干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