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打破家庭教育的舒适区 未来家庭将承担更多的全人教育责任

　　疫情给家庭教育带来挑战

　　2020年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小学生们也迎来了有生以来最长的“寒假”。在这样一段特殊的时期，家长不仅需要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还需要为孩子的日常教育殚精竭虑，如何帮助家长更好地胜任家庭教育职责一时间成为社会舆论关心的热点问题。

　　早在2018年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等机构联合发布的《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2018）》中就发现，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25个区县当中家校沟通存在的最严重的两个问题分别是“家长认为教育孩子主要是学校和老师的责任”和“家长参与沟通的积极性不高”。而接受调研的11万余名四年级学生和7万余名八年级学生中，分别有22.5%的四年级学生和21.2%的八年级学生认为“家长从不或几乎不问我学校或班级发生的事情”。这一系列数据所体现出的是，一部分家庭的家庭教育严重缺位，这些家长习惯性将学生成长的“责任”全盘甩给学校，可能会对学生成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健康与教育研究所所长边玉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此次疫情给了家长平时求之不得的大块时间陪伴孩子，这种社会重大事件中很多东西是无法通过教科书直接教给孩子的，家长可以借此机会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职能，从生活习惯的形成、自我管理能力的养成、感恩与责任感的教育、信息筛选能力的培养、生命教育和职业生涯教育等各方面挖掘相关素材，从而收获一个更懂事、更成熟、更有责任和担当的孩子。与此同时，也为整个教育社群重新思考如何定位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日前，我国多个地区已经实现“新冠病毒”确诊病例0增长，大中小学复课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然而，正如“非典”催生了空中课堂，特别是全国各地中小学网络基础建设如雨后春笋；本次新冠疫情，迫使监护人、家庭环境在这3个月或更久的时间，成为学生成长的决定性因素。未来已来，“家庭教育”不应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潮头”一起退去，而应该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政策制定者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因为在学生成长过程中，父母至关重要。

　　家庭将成孩子全人教育最主要的场所

　　家庭教育在孩子整个成长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996年，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为纪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50周年提交了一份里程碑式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报告指出：“家庭是一切教育的第一场所，并在这方面负责情感和认识之间的联系及价值观和准则的传授。”

　　国内外大量实证研究显示，家庭教育对学生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在某种程度上与学校教育的影响基本相当，甚至犹有过之。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科尔曼1966年向美国国会提交的《教育机会均等的观念》报告，通过调查4000所学校、60万名儿童，得出这样一条结论：“黑人学校和白人学校在办学条件、教师等方面没有太大差别，导致黑人学生文化教育水平低，而且年级越高与白人学生差距越大现象的原因，是学生的家庭，孩子所受的家庭教育，一直在幕后影响着孩子的学校生活，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永远的背景和底色。”2017年，麦肯锡公司基于PISA项目2015年测试数据结果，发布了一份名为《影响学生成绩的动因之亚太篇》的报告。报告深度分析了影响亚洲学生在2015年经合组织PISA测试中科学成绩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除学生个体心态对成绩的影响程度，学校因素、家庭因素和教师因素所带来的影响在15%-18%之间。

　　上述数据表明，家庭教育质量的好坏、家长的责任与能力将直接决定子女在未来发展的竞争力。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引用的所有研究与数据，是在正规学校教育体系不断完善、几乎占据学生成长“主战场”的背景下获得的。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传统的集中制、规模化、大一统、整齐划一的学习方式，在网络平台、慕课技术、翻转学习等技术的强有力支持下，泛在学习成为趋势，在家学习势必成为学生接受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可供选择的基本方式之一。人工智能时代，家长如何履行责任可能直接决定了学生成长的“空间”。

　　家庭教育作用日趋凸显

　　在家庭教育作用日趋凸显的今天，年轻的家长们似乎尚未做好承担这份责任的准备，家长参与学生成长的模式存在“结构性缺陷”。孟母三迁、画荻教子、陶母以身垂范，乃至蒙台梭利教育理论中强调的环境创设等，都说明家长支持学生成长的重要性。

　　国际上已经有大量实证研究证明，无论是家长参与学生学习，还是家长参与学生生活，都能够有效促进学生发展，例如杰恩斯运用元分析的方法，对近年来的52篇国际研究中六-十二年级的超过30万名的学生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家长参与对中小学学生学业成绩、学习动机、学习兴趣等方面均具有显著的影响。

　　但具体到我国家庭教育实践中，家长无论是在整体参与程度，还是在参与方式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

　　早在2007年，中日学者联合开展的《世界五大城市五年级学生学习调查》报告中显示，北京学生课外家庭补课时间为131.6分钟，而东京、伦敦、赫尔辛基和华盛顿DC同龄人补课时间分别仅有101.1、74.1、68.2和62.6分钟；并且，76.6%的北京学生主要学习内容为英语、奥数、作文等“学术项目”，而赫尔辛基、伦敦和华盛顿DC三城市学生补课内容的前3项无一例外是体育、音乐、舞蹈等“非学术”项目。

　　无独有偶，北京师范大学“区域教育质量健康体检”项目团队于2017年对我国58837个四年级家庭、48147个初二年级家庭和14652个高二年级家庭家长参与模式进行调研。数据结果显示，分别有24.2%，43.2%和62.7%的小四、初二、高二年级学生表示家长很少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

　　以小学四年级阶段为例，更多家长会参与到与学生学校学习、学业发展相关的活动中来，如63.5%的学生表示家长会询问作业，55.7%的家长表示会检查作业。与之相比，只有27.7%的学生表示家长会陪他们去动物园、博物馆、科技馆等场所参观。在孩子成长的初期阶段，相当一部分家长将大部分精力放到检查作业、监督学业方面，将家庭教育作为延伸学校知识教育的一种形式，而忽视学生生活经验、社会学习的积累，以及好奇心、求知欲、国际视野、人文情怀等方面的发展。

　　家长是“更多地关注子女的学习好”还是“更多地关心子女的生活好”？项目团队的数据分析显示，不同学段结果不同。在小学阶段，数据表明家长既关注子女的学业也关注子女的生活，对孩子的学业发展最为有利；而到了高中阶段，结果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日常生活中父母更多地陪伴子女参与社会活动，聊聊交友看看电影，这个学生群体的学业成就表现最好；初中阶段，家长是否关注学生的学习或生活，无论是内容还是频度，对学生的学业成就的促进作用都不明显。

　　而一组由加拿大学者迪斯兰兹和克劳蒂亚对15岁左右儿童的研究数据则显示，学生普遍认为家长参与是一项十分“私人”的活动，不应该过多地与学校日常教学活动相联系：有60%的学生希望家长能够陪伴他们的阅读，86%的学生希望家长能够为他们正在从事的爱好出主意，71%的学生希望家长能够与他们讨论电视节目；与之相对的是，仅有33%的学生希望家长参与到他的与学习相关的事务中。

　　当然，家长参与只是家庭教育的一个侧面，在教育资源供给、内容规划、教养方式选择、亲子关系构建和树立正确榜样等诸多方面，绝大部分家长当前能够为孩子提供的支持与真正实现“家庭教育为主体的全人教育系统”之间，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近日，浙江省教育厅厅长陈根芳的一席发言提到了家长在教育的与时俱进方面表现出的不足，他认为：“现在教育对象基本属于95后、00后甚至10后，他们学习的方法和途径、拥有知识和信息的质和量超越了上辈；他们的痛点、痒点、兴趣点、吐槽点分布在哪里，跟上一代有巨大差异。我们应该承认，代际对立与冲突已不可避免地存在于几代人之间。”

　　“变革”刚刚起步

　　2016年，中国青少年儿童发展中心在人民网上发布《我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构建与推进策略研究》，分析了我国家庭教育体系中存在的七大问题，其中一项重要问题就是对家庭教育组织的相关指导和服务水平专业化程度不足，无法为家长提供与当前时代同步的教育指导。而一项由香港中文大学Esther Ho Sui-Chu教授等人实施的研究也发现，学校教育系统能够为家庭教育提供的支持十分有限，好学校并不一定能够为家庭教育带来更好地帮助。

　　针对家长家庭教育支持方面的系统性缺失，全国妇联、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年）》，将“基本建成适应城乡发展、满足家长和儿童需求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作为其中一项重要目标。

　　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有多个国家正在尝试建立这样一种家庭教育支持系统，为提升家长教育能力提供多样化的指导。例如美国全国家长教师协会制订的《家长/家庭参与教育计划国家标准》中包含了六方面的评价项目。此外，还有英国的“学习支持助手”项目，通过招募家长成为教学协助人员以帮助家长积累家庭教育经验。1999年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家庭教育手册”，从“家庭是什么”“家教”“同情心”“个性与理想”“游戏”5个方面，帮助家长更好地在了解孩子的同时，也了解自己在家庭教育中应该扮演的角色。这些举措均从不同方面设法为家长开展家庭教育提供支持。

　　家长还可以从“典型家庭学校模式”“兴趣主导的家庭学校模式”“夏洛特·梅森家庭学校模式”“蒙特梭利模式”“放松/折衷式家庭教育模式”“华德福模式”，以及起源于哈佛大学“零点计划”的“多元智能模式”等不同模式中选择合适的家庭教育模型，组织子女开展相关学习活动。例如英国著名教育家夏洛特·梅森被誉为“家庭学校”创始人、“家庭教育之母”，她在其著作《夏洛特·梅森家庭教育经典》中就“父母在孩子教育中的角色”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强调“实施教育前，唤醒父母内在的教育本能”“加强外部联系，给孩子创造开放的家庭环境”“父母要正确行使手中的家长权力”等，这些优秀的经验为我国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动员更广泛的社会力量，推动“提升家庭教育能力”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争取专门经费支持，通过家委会、家长学校、家长课堂、购买服务等形式，形成政府、家庭、学校、社会联动的家庭教育专业支持体系，刻不容缓！

　　抗疫即将结束，“变革”刚刚起步。在一段时间内疫情打破了家庭教育的舒适区，迫使学校从教育中淡出，而家庭教育从幕后走到台前，让学生成长更多地变成监护人和学生自己的事情。虽然疫情期间家庭教育为主导的责任体系是无奈之下的应对举措，但已经留下了未来教育的基因。 (刘坚 刘启蒙 刘坚为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院长，刘启蒙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