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开幕的“第六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汇聚来自全球的重要田野考古发现与重大考古研究成果,以研究视野开阔、方法创新突出、问题意识鲜明、面向人类未来为特点,系统呈现当代考古学在技术驱动下的最新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的张旭团队的研究项目“从聚合到融合:东周时期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人群互动”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团队的研究项目“分子考古学研究:绘制东亚十万年来人群迁徙、演化与适应图谱”入选重要考古研究成果展示项目。
其他9项分别为——
气候考古学:秘鲁的厄尔尼诺事件
地中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起源、传播与演化(公元前9000—2000年)
帝国的纠葛:边疆地带如何重构印加史
长期不平等的全球机制
心智与物质世界互动的新理论:从器物与景观到结构与认知
舍宁根遗址的考古发掘与中更新世时期北欧地区的生活方式研究
面向适应未来的考古学:马达加斯加西南部知识协同构建、遗产保护与气候韧性
摩亨佐达罗的关怀实践:以档案与社区历史为路径的考古学去殖民化
全球考古学年代数据库:考古学数字基础设施构建范式
来自中国的两项重要考古研究成果从不同时间尺度和研究路径出发,对东亚地区人群的迁徙、演化与社会融合问题作出了系统回应。一项研究以分子考古学为核心方法,综合古DNA、考古学与古环境数据,重建东亚地区十万年来的人群迁徙、演化与适应图谱;另一项研究则聚焦东周时期内蒙古中南部地区,通过人骨测量、墓葬制度与器物组合分析,深入揭示不同人群由并置走向融合的历史过程。
以分子考古学为代表的研究,依托近年来迅速成熟的古DNA提取、测序与分析技术,对来自东亚不同区域、不同年代的人类遗骸开展了系统研究。付巧妹研究团队在严格控制样品保存条件和实验流程的前提下,成功获取了多个关键时期的人群遗传数据,并将这些数据与考古文化序列、年代框架和古环境背景进行综合分析,从而构建起一幅跨越十万年的东亚人群演化动态图景。

付巧妹研究员在超净实验室进行古DNA实验
研究结果显示,东亚地区的人群历史具有显著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不同区域之间就已存在多条人群谱系,并在气候波动和环境变化的背景下不断发生迁徙与交流。尤其在农业出现并逐步扩散的过程中,人群流动、技术传播与遗传交流相互交织,推动了东亚地区人口结构的深刻重组。
最令人震撼的突破之一来自哈尔滨古人类头骨。研究人员从仅仅0.3mg的牙结石中提取出极微量线粒体DNA,又结合古蛋白组数据,确认其属于早期丹尼索瓦人谱系。这是东亚首次将古DNA与古蛋白证据完整结合,证明丹尼索瓦人曾长期活动于此,甚至出现在青藏高原的沉积物中。

针对哈尔滨人牙结石提取的极微量宿主线粒体DNA构建的系统发育关系示意图
在青藏高原,人群在五千余年间持续延续,80%的成分来自北方农业人群,另有20%来自长期未知的“幽灵祖先”,如今已被追溯至云南7100年前的兴义人。高原人群的EPAS1高海拔适应基因,至少在5100年前便已出现,并在之后三千年间受到强烈选择,频率迅速升高。在新疆,早期青铜时代人群已融合塔里木、草原与中亚成分;铁器时代后东亚成分显著增加。从小河墓地奶酪中获得的发酵微生物全基因组显示,牧业技术与微生物群落与人群迁徙同步传播。

识别有青藏高原“幽灵祖先”成分的云南兴义人骨骸样本
新疆小河墓地的研究尤为引人关注。研究团队在这一距今约四千年的墓地中,成功从保存完好的有机遗存中提取并解析出世界迄今最古老、且首次获得完整基因组信息的发酵微生物。相关分析表明,这些发酵微生物与特定植物资源和加工方式密切相关,反映出当时人群已经掌握较为成熟的发酵技术,并将其纳入稳定的生产与饮食体系之中。这一突破为理解古代人群的饮食结构、发酵技术与生计方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分子证据。

世界迄今最古老且获首例发酵微生物全基因组的新疆小河墓地奶酪样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供图
与分子考古学在宏观时间尺度上的研究形成对话的是针对东周时期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人群互动研究。该研究聚焦中国北方草原与农耕区交错地带这一长期以来被视为人群流动与文化互动前沿的区域,通过系统的人骨测量、墓葬制度分析和器物组合研究,深入探讨不同人群之间的互动模式。
研究结果显示,在东周时期,该区域并非单一文化或单一族群的活动空间,而是多个来源不同的人群长期共存的区域。早期阶段,各人群在墓葬形制、生计方式和器物风格上仍保持一定差异,呈现出并置状态;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差异逐渐缩小,墓葬制度趋于一致,器物组合开始共享,反映出人群关系由并列走向整合的过程。
通过对人骨形态特征变化的分析,研究人员发现,不同人群之间的生物学差异在这一时期逐步减弱,显示出通婚和长期共居的影响。这一结果与墓葬和器物证据相互印证,表明人群融合并非短期事件,而是在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中逐步实现的长期过程。农业生产、畜牧管理和手工业制作等技术实践,为不同人群提供了持续合作的现实基础,使社会整合在日常重复中不断巩固。
研究认为,人群融合并不完全依赖政治控制或军事征服,更深层的动力来自技术共享与经济互补。不同人群在共同的生产活动中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由此孕育出新的社会结构和身份认同。这一认识为理解中国北方地区多元人群互动机制提供了新的考古学视角,也为探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证据。
从方法论角度看,这两项研究集中体现了当代考古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分子技术的引入,使考古学能够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追踪人群演化过程;而人骨考古与社会考古的结合,则让研究回到具体历史情境中,揭示社会互动的实际运行机制。二者相互补充,共同拓展了考古学理解人类历史的深度与广度。
随着分子考古学、人骨考古和数字技术的持续发展,通过技术创新,我们可以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形成机制和长期演化逻辑的认识,为理解人类社会的多样性、连续性与共同性提供更加坚实的科学基础。

张旭博士在实验室分析古代人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