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售车起纠纷，济南槐荫法院厘清委托售车法律关系，判还45万元

　　微信委托代卖车辆，受托人收款57万元后仅支付12万元，以“税款争议”为由拒付剩余45万元，原委托人能否直接索要尾款?近日，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审理一起委托合同纠纷案，法院经审理认定，原委托人既直接委托受托人售车，又通过第三人完成转委托且已追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二十三条，有权直接要求受托人支付剩余车款。该案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明确受托人需忠实履行委托义务，不得无故拒付代收款项。

　　据案情介绍，2024年12月，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某通过微信委托王某帮忙卖车，王某表示同意。两人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甲公司委托王某售卖车辆后，李某、王某就发货事宜进行沟通。后甲公司又委托了贺某与王某对接，贺某以自己的名义与王某磋商售车事宜。王某确认收到售车款57万元，贺某、李某均要求王某将款项支付给李某(代甲公司收款)，王某以其与贺某存在税款争议为由拒绝全额支付。后王某向李某支付12万元，李某出具《收款证明书》，载明该款系王某受李某(甲公司法定代表人)委托代卖甲公司车辆所得，王某以证明人身份签字。因王某拒付剩余45万元，甲公司诉至槐荫法院，要求其支付余款及利息。

　　被告王某辩称，其未接受甲公司的委托，贺某与其订立事实代销合同时并未披露贺某与甲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故甲公司无权介入其与贺某之间的委托代理销售合同关系。第三人贺某认可甲公司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本案中，王某认可收取的57万元系代贺某收取，但辩称其系与贺某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甲公司无权直接主张车款。法院认为，甲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曾委托王某销售车辆，王某亦予以接受，且其委托销售的案涉车辆与本案诉争的车型一致。李某委托王某售卖车辆后，王某询问车辆发货情况。且李某向王某告知的发货时间，与贺某向王某交付车辆的时间一致。上述事实与甲公司关于委托贺某联系王某经办案涉事项的陈述相互印证，可以认定甲公司既自行委托王某代售车辆，也通过贺某委托王某代售车辆的事实。《收款证明书》所载车辆，与李某前期委托王某代卖的车型吻合，且证明书中对双方的委托关系进行了明确。即使王某与甲公司之间未直接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因甲公司追认贺某的转委托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二十三条规定：“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经同意或者追认的，委托人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本案中，甲公司与贺某之间、王某与贺某之间均认可就案涉车辆买卖存在委托关系，且三方于2025年2月20日建立微信群披露彼此身份，并沟通案涉款项事宜，甲公司作为原委托人有权直接要求转委托第三人王某付款。

　　关于王某辩称的其与贺某之间的税款争议，其未举证证明该争议与案涉车辆及本案的关系，故其要求折抵车款的主张，证据不足，法院不予认可。综上，甲公司要求王某支付剩余车款，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

　　最终，槐荫法院依法判决被告王某向原告甲公司支付剩余车款45万元及利息损失。判决作出后，王某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表示，委托合同关系中，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在委托人授权的范围内认真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积极完成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这种情况下，委托人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本案中，一方面在案证据可以认定甲公司委托了王某代售车辆;另一方面，即使双方之间未直接成立委托合同关系，甲公司与贺某、贺某与王某之间均认可双方存在委托关系，甲公司有权直接要求王某向其交付售车款。另外，王某认可其与贺某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王某作为受托人，其权利义务应受委托人的指示约束。贺某多次明确指示王某将车款转给李某，但王某均以税款等理由未履行委托人的指示，违背了委托人的真实意愿和指令，未忠实履行受托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