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跨越八千五百年的文明对话！《人民文学》推出徐锦庚作品《龙山寻根》

　　编者按：一个民族的历史，是其安身立命的基石。《人民文学》2021年09期刊发人民日报社山东分社社长徐锦庚创作的散文《龙山寻根》。文章分为七部分，以深入的考证、详实的史料、清晰的脉络，展现了龙山文化的人文特色和厚重历史，集趣味性、故事性、知识性于一体。

　　正如作者所言，“龙山寻根，寻的是文化自信。龙山系列遗址的发掘，唤醒尘封的人类记忆，实证中国数千年文明史。龙山如一部文明教科书，波澜壮阔，绵绵不绝，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让我们一起品读历史、品味文化，找到文明起源，厘清历史脉络，坚定文化自信，开创美好未来。

　　现刊登全文

　　以飨读者

　　龙山寻根

　　——徐锦庚

　　来山东十三年，走动最勤的，是章丘。

　　东出济南城，车行不远，南仰群山迤逦，脉连岱岳，倚鲁中山地;北望一马平川，腹衔黄河，接鲁北平原，“盖青济之喉襟，登泰莱之要冲”，山水相连，河湖交织，万木葱茏，景色如画。这就是章丘。

　　最初去章丘，是仰慕李清照。她外表纤细柔弱，骨子里却仗剑行侠，一边低吟浅唱，“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一边对酒当歌，“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婉约而不柔靡，倜傥而具逸思，独创“易安体”，流芳百世。

　　到章丘才知道，这里自古多名士。战国时期阴阳家代表人物、五行创始人邹衍，“尽言天事”，创立“五德终始说” 和“大九州说”。唐朝名相房玄龄，辅助李世民，“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成就“贞观之治”。宋朝李格非，苏轼之门生，李清照之父，亦是文学名流，诗文俱工致。元代张斯立、张友谅叔侄，一门两代宰相;刘敏中、张养浩、张起岩，不仅官位显赫，且各领文学风骚。明代戏曲家李开先，“嘉靖八才子”之一，留下传奇戏曲《宝剑记》。清代辑佚大家马国翰，一生辑书千卷，泽被后世;刑部郎中李慎修，刚正不阿，疾恶如仇，史称“白脸包公”。近代商业资本家孟洛川，以德为本，以义为先，以义制利，创建“瑞蚨祥”，“祥”字号遍布全国。这些英才俊彦，薪火相传，一脉相承。

　　去章丘次数愈多，敬仰之情愈重：其历史，一如身旁奔涌黄河，源远流长;其人文，仿佛脚下黄褐土地，底蕴厚重。

　　这回，我奔龙山而来。我来龙山寻根。

　　壹

　　沿102省道往东，横穿毗邻两河。西河叫巨野，东河谓武原。两河自南往北，蜿蜒而下，宛如巨龙交颈，汇为一流。相传，刘邦打天下时，韩信率兵出征，路过此处，欲出奇兵，不从庄内穿过，在两河交汇处架起石桥，挥军直扑临淄，大败齐军。后人为纪念韩信，称此桥为“韩信桥”。后来，因筑杜张水库，水位上升，石桥被淹。

　　古时，海岱往返中原时，两河是要道，为“济左走廊”锁钥，兵家必争。东汉时，耿弇讨张步之战，就爆发在此。《水经注》载：“耿弇之讨张步也，守巨里，即此城也。三面有城，西有深坑，营也。与费邑战，斩邑于此。”

　　张步，琅邪人，聚众数千，自封武威大将军，占据齐地，后受命刘永，自封定汉公。建武五年(公元二十九年)，武帝派建威大将军耿弇讨伐。张步派费邑守东平陵，遣费邑守巨里。耿弇攻下巨里，直取东平陵，在城外大战费邑，将其斩落马下。

　　两河之间，夹一大庄，这便是龙山。别看龙山不显山、不露水，却身世显赫：北行四公里，是焦家遗址;东行两百米，是城子崖遗址;向东北三公里，是东平陵城遗址;往西五百米，是西河遗址。此四处，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外人若对遗址陌生，用一句通俗话就足以明了：从距今八千五百年到公元三百一十年，龙山一直是济南乃至山东的中心，能清晰呈现中华文明的进程。

　　一天，茂密森林中，忽然响起呐喊声。一群彪形大汉，身子佝偻，长发豹眼，裸膀跣足，持棒举石，奋力追逐猎物。猎物张皇失措，东奔西突，无处藏身，蹿出深山。猎人紧追不舍，转过山口，眼前豁然开朗：天高云淡，地平坡缓，河湖交错，土肥草丰。猎人煞是喜欢，放弃追逐，折身返回。几天后，猎人领头，迁徙队伍扶老携幼，走出大山，滨河而居，伐木筑巢，生火炊食，掘壕放水护城。

　　这幅场景，发生在距今八千五百年前。自那以后，龙山炊烟不息，历时一千五百年。这段历史，留下西河遗址，史称“西河文化”。

　　山东史前文化大致走过五步：西河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其中，西河文化和龙山文化首先在龙山发现并命名。

　　贰

　　出龙山庄，往东北行，须臾间，前面横亘个土坝，高三四米，宽约三十米，灌木丛生。坝上立一巨碑，上书“平陵古城”。此时，朔风凛冽，密云低垂，残阳若隐若现，仿佛一钩冷月，悬在碑顶上。领路的龙山街道黑陶办主任颜世洪说，这土坝就是古城墙遗址，少则一千岁，多则两千五百岁，可以并行六辆马车。我蹑手蹑脚，不敢落重步，生怕惊扰沉睡的遗址。

　　站在城墙上，放眼望去，一溜绿坝从脚下往南延伸，折向东，转向北，再转向西，然后折返，回到脚下，断断续续，若隐若现，形成方形状。环绕在内的，便是当年城址，面积四平方公里，曾经宫殿巍峨、作坊林立，如今已夷为耕地，正种着油菜苗，近看株株柔弱，远观一片葱绿，恰应了“草色遥看近却无”。

　　据考证，东平陵的作坊，有制陶铺，有冶铁坊。冶铁始于战国，盛于两汉。战国初期，使用铁质农具，带动矿石采掘，产生铸锻业。两汉时期，成为中国冶铁中心，铁匠名扬天下，制作的宝剑，距今两千年前就是名产，皇帝用于赏赐公卿重臣。而欧洲直到十八世纪中叶，才用炒钢法冶炼熟铁。有鉴于铁的重要地位，汉武帝下令，在全国设铁官四十九处。山东有十四处，其中一处，就在东平陵。

　　最初知道龙山，缘于东平陵。因为，它是济南之父。

　　春秋时，谭国在城子崖筑平陵城，齐国灭谭后，平陵城归齐，为平陵邑。战国秦汉之际，在现址筑新城，亦曰平陵城，为区别老城，故在新城前加“东”字(另一种说法是：汉绍帝时，因咸阳设置平陵县，故此改称东平陵)。秦统一全国后，在此置平陵县。秦亡汉兴，实行郡、国并行制度。西汉初年(公元前二○四年)，设济南郡，郡治就在东平陵，“济南”之名由此而来。济南郡设有工官、铁官，是汉代著名的手工业城市。

　　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公元前一百八十七年，齐王刘肥因惧怕吕后，为求自保，将济南郡献给吕后。吕后封吕台为吕王，将其从陕西调到济南，在此建立吕国，王都设在东平陵城。吕后死后，济南郡复归齐国。公元前一百六十四年，汉文帝设济南国，封刘邦之孙刘辟光为济南王，东平陵城成为济南国王都。至东汉末年，有刘邦后裔十三人相继为济南王。王莽代汉自立后，将故乡东平陵更名为乐安。

　　随着政权更迭，城头变幻大王旗：公元二十六年，汉光武帝改称济南国;东汉末年，曹操在此任济南国相;三国时期，曹魏置济南郡;公元二百六十五年，晋武帝改置济南国。每次更迭，均以东平陵为治所。西晋永嘉年间，郡治迁往历城(今济南)，东平陵县废。后魏时，复置平陵县，属济南郡，北齐时又废。唐武德二年再置，属谭州，贞观初谭州废，属齐州。唐贞观十七年，改名全节县。唐元和十年，并入历城县。至此，东平陵经历三置三废，终于完成历史使命。

　　不过，别看东平陵“辈分”高，在城子崖面前，它还是个晚辈。如果东平陵是济南之父，城子崖则是济南之祖。

　　叁

　　龙山庄东侧，矗立一座土堡式建筑，造型拙朴，貌似原始土城，上书“龙山文化博物馆”。数百米外，就是城子崖遗址。

　　参观罢博物馆，馆长张宗国领着我来到遗址发掘现场。遗址发掘后，绝大部分已重新覆土，只有最初发现处被罩在一间大屋里，防止风吹雨淋。

　　驻足在遗址前，目光穿越百年，隐约看到一个年轻的背影。他叫吴金鼎，一介书生。正是他的惊鸿一瞥，造就城子崖辉煌。

　　胶济铁路有个平陵站，就在龙山村。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上午，车站里走出俩年轻人。其中一位，天庭饱满，目光深邃，鼻梁高挺，嘴唇宽厚。他就是吴金鼎，安丘人，一九○一年生，正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读研，假期约了同学，考察东平陵城遗址。

　　在龙山村，他找了向导，跨过武原河。河畔有一隆起台地，高约四五米，状如城垣，村民呼之“城子崖”。台地中央有条古驿道，是昔日往返登州、莱州、青州的必经之地，也是内地通沿海要道，为齐鲁之天然分界。两侧土崖壁立，高约丈余，崖上黄土颓败，枯草飘零。

　　行至崖口，三人停下歇脚。不经意间，吴金鼎偶一回头，蓦然发现，在阳光投射下，两壁断崖的横截面呈现出一条清晰地层带，延续数米长。他急忙掉头，奔到台地前。

　　土层中隐约露出大片灰土，夹杂着陶片、石块、贝壳、兽骨，还有堆积很厚的红土，火烧遗迹明显，疑似陶窑遗址。

　　吴金鼎在灰土层寻找，轻易抠出两枚骨锥。骨锥颜色斑驳，工艺粗糙。他凝神屏息反复端详，突然双手颤抖，呼吸急促，孩童般狂呼起来：“天哪，这是一条古文化地层带!”

　　因目的地是东平陵城，吴金鼎不便久留，心里却割舍不下。次年七月底，他二赴城子崖，又发现一处火烧红土层遗迹，还掘出一枚完整的石斧。随后，八月至十月他三次专程到城子崖，发现大量石器、骨器。特别让他兴奋的是，从遗迹深处，掘出一种油光漆黑的陶片，十分罕见。他取名“油光黑陶片”，认定“或系龙山文化之特点”，兴奋得夜不能寐，“于床上矢言：将来机会苟如我愿，吾将在鱼脊骨中上百丈长之深沟，以窥龙山文化之底蕴”。后来，这种黑陶片成为龙山文化最显著的标志，如今被称作磨光黑陶片。

　　在长达两年间，吴金鼎六赴龙山，栉风沐雨，在荒郊野外徘徊踯躅，与陶片、石器、骨器深情对视，最终得出结论：城子崖遗址及孙家庄南崖之灰土层，是龙山文化之最古层。

　　肆

　　在城子崖，看到一个骑驴人的背影。

　　一九三○年初春，寒风凛冽。城子崖荒草萋萋，稀疏的小树裸着身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荒坡上，一头小毛驴摇头摆尾，背上铺着棉毯，驮着一个中年人。中年人头戴礼帽，身穿长袄，手提缰绳，走走停停，左顾右盼，脖子伸得长长的。他的脸上写满喜悦、期许和欣慰。他叫李济，吴金鼎导师。

　　李济何许人也?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及考古学博士，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供职国立中央研究院，是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组长。研究院由蔡元培任院长，所长是傅斯年。此次，他奉傅斯年之命，来查核城子崖遗址。

　　实地勘察后，李济喜形于色：这是为数不多的史前文化遗址!他向傅斯年力荐：发掘城子崖!

　　李济胸中郁积着一股闷气，这股闷气源于一个至理邪说：中国文化由西而来。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六日，在城子崖发掘新闻发布会上，李济说了这样一番话:现代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中国文化的基础是在夏、商、周三个朝代奠定的，要能把这将近两千年的文化找出一个原委，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大都可解决。“这个时期的晚期，虽已文字大备，然而经了秦始皇一把火，传下来的可靠的史料，实在有限得很。所以我们要求这一时代的史料，除文字外，不可不注重无文字的器物。器物制作，最足以代表时代的精神……因此我们认定凡出石器的遗址，都可以供给我们研究这期历史的材料，城子崖既有石器的遗存，就是我们选择城子崖发掘的第一个理由。”

　　接着，李济说了另一个更重要的理由：这几年在奉天、山西、河南、甘肃一带所发现的石器时代的遗址，大部分都包含着一种特殊的陶器，陶器上有彩画的装饰。这种带彩的陶器，与中亚、小亚细亚以及东欧所出的均有若干相似处。这就是外国考古家注意中国这种发现的基本原因。由这种材料的比较，就有很多学者指它们为中国文化原始于中亚的证据。所以近数年，那沉默了三十年的中国文化原始于西方的学说，差不多又复活起来。……这种带彩陶器所占据地方，只在中国西部及北部东北部的大平原……城子崖的地点居这东北大平原的中心点，它不但出了陶器，并且出了与西部、北部石器时代遗址完全不同的贵重陶器。这种石器时代的遗存，在中国内地尚是头一次发现，与中国商、周的铜器文化的关系很密切。它的重要性，是研究这类问题的人一看就知道的。

　　可见，发掘城子崖，旨在探索中国文化来源，求证中华文明起源。

　　伍

　　在城子崖，看到一群模糊的背影：太昊，少昊，蚩尤……

　　他们是东夷族群的先祖，也是龙山文化的典型代表。史前的中国，中原居民属华夏族，山东居民属东夷族。太昊生活在大汶口文化晚期，淮阳曾是“太昊之墟”，其后人多北迁至山东。少昊和蚩尤生活在龙山文化早期，少昊部落及其后人，遍布山东的汶、泗、沂、沭、潍、淄流域。蚩尤的九黎部落，起于“少昊之墟”曲阜一带。

　　后来，蚩尤向西北发展，与华夏族相遇。华夏族有两支力量，此时正东进，炎帝在南，黄帝在北。蚩尤先遇炎帝，将其击败。炎帝遂联合黄帝。在冀南的涿鹿，黄帝三战蚩尤，“而后夺其志”，蚩尤战败被杀。黄帝尊其为“兵主”(即战争之神)，挺进东夷族大本营曲阜，建“天子位”。

　　城子崖古城始建于龙山文化时期，其起始年代有多个版本，最新说法是，经碳十四测年法测定，最早为距今四千三百年。此后，延续到岳石文化，即距今三千五百至三千九百年，相当于夏代。

　　遗址发掘先后三次，前两次由傅斯年负责。第一次是李济主持，从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七日到次年八月。第二次是梁思永主持从一九三一年十月九日到三十一日。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集《城子崖》刊行，李济在序中说：“有了城子崖的发现，我们不仅替殷墟一部分文化找到一个老家，对于中国黎明期文化的认识，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新阶段。”

　　第三次是时隔六十年后，从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三年，历时四年。这次发掘，有一个重大发现:一九三〇年发掘的“龙山文化城墙”系误判，实际是岳石文化城墙。其依据是，两者的夯土结构迥然有别：龙山文化城墙是堆筑，夯筑技术比较原始;岳石文化城墙是版筑，工艺相当先进。尽管如此，一九三〇年发掘的，是发现的第一处岳石文化城墙，表明即使在岳石文化时期，城子崖也举足轻重。

　　岳石文化城墙上，外侧的版筑痕迹明显，两层之间还铺着草木灰。墙体上方，布满密密的圆形孔。张宗国说，这是集束棍夯留下的夯窝。所谓集束棍夯，即五六根棍子绑在一起做夯具。

　　掘开的城子崖，宛如一幅路线图，悉数展示历史更替。

　　城子崖的文化堆积层，厚约三米，最深处可达七点六五米，分三个层次，代表三个历史阶段。最下层是龙山文化，中间层是岳石文化，最上层是周文化。

　　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是城子崖最有价值所在，东夷部族的先民居住于此。蹊跷的是，在夏代末或商代初期，城里的居民全部离开城子崖，原因不明。从商代至西周前期，约七百余年，城子崖成为废墟。直至西周后期，约公元前九百七十六年至前九百二十二年间，周穆王封懿公于谭，城子崖才重新辉煌，形成谭文化，属于周文化层。

　　以前有种说法，谭国始于商代。第三次考古发掘时，因发掘面积较小，只发现零星商代遗迹。董作宾先生考证，谭国国都在城子崖，从发掘情况看，商代时还不是其国都。

　　不过，论城市辈分，城子崖还不是最高的。若它是祖父辈，“焦家遗址”则是曾祖辈，早在距今五千五百年前就建成原始国家雏形，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城址的典型代表。 而“西河遗址”，更是太祖辈。

　　龙山时期，粟、黍、稻、小麦已齐备，可能还有豆科、葫芦科、莲子和蔬菜。先民相中“狗尾草”，选育驯化，培育成粟米，历数千年栽培，世代朝贡，至今仍广泛种植，即龙山小米。先民还以粟米为原料，酿出中国第一杯“米酒”，传承至今。

　　当时的主要家畜，有猪、狗、牛、羊，家禽主要是鸡。猪的个体占一半多，其次是狗，牛和羊较少。这种比例，表明其饲养方式是家庭化，而非专业化集中饲养。这符合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

　　最让人惊叹的，是城子崖的黑陶。龙山文化博物馆内，三百多件展品中，八成是陶器。陶，成了那个时代的符号。有距今八千年的“釜”“囤”，充满着最早定居生活的原始气息;有距今四千三百年的蛋壳陶，内外透黑，表面光泽，胎薄仅零点二毫米，有“黑如漆、明如镜、薄如壳、硬如瓷”美誉。即使在今天，也是巅峰陶器。四千三百年前，能制作如此精致的陶器，该是怎样的精巧之手!

　　城子崖先人青睐黑色，与中国五行文化吻合。“五行”指木(生长)、火(破灭)、土 (融合)、金(敛聚)、水(浸润)。这是中国古代的物质观、系统观，认为大自然由五种要素构成。“五行”广泛用于中医、堪舆、命理、相术和占卜等，凡是道、医、兵、儒、史、杂、历算等诸家，都须精通。五行代表不同颜色，其中，木为绿(青、翠)色，火为红(紫)色，土为黄 (咖啡、茶、褐)色，金为白(金、银)色，水为黑 (蓝、灰)色。

　　陆

　　我在城子崖流连忘返，脑海里，一座古城活色生香。

　　古城近方形，建城时，先从正西部开始，墙基宽十米左右。东、南、西三面城墙规整，北面向外凸出，城墙拐角呈弧形，东西宽四百五十五米，南北最长五百四十米，面积二十点二六万平方米，是仰韶文化姜寨聚落的六倍，比后冈遗址多九万平方米。

　　岁月如梭，斗转星移，或风雨侵蚀，或战争摧残，城墙难免破损，每过若干年，就会修葺一次。有时是小修小补，有时是大规模修葺，后修的城墙叠压在老城墙上，愈发巍峨。

　　筑城修墙工程浩大，既是苦力活又是技术活，需要庞大的队伍，城子崖的人自然都动员起来，周围聚落可能也参与了。需要严密管理者，调集劳动大军，组织工程项目，遇到调皮捣蛋不服管的，还要实施惩戒。成员矛盾调解、日常生产生活，也都需要管理者。至于成员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需要有专门的军队，更离不开强有力的管理。这一切，已非氏族社会所能胜任，须有全新的社会机制。这种新机制，就是国家的构成。

　　城中央有一汪水塘，约一万平方米。房屋环水而落，毗邻而建，人口居住密集。据考古推测，姜寨聚落人口有五百人，后冈遗址至少有三千人。如果属实，城子崖肯定更多。学者推测，龙山时代在三千至五千人，谭国时则更多。人口相对集中，正是原始城市的一大要素。

　　城内居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多数从事农业生产，少数是家庭手工业者、巫医。宗教也开始了，卜骨成为工具。伴随文字的出现，知识分子也应运而生。还有一个统治集团，凌驾于社会之上。

　　水井是城子崖的亮点。虽然东西皆河，但城内普遍用井，仅西墙北端内侧，就有数口。有的井口长方圆角，长边一点五米，深近七米，挖得很规整，井口相当大，可容二三人同时提水。这说明，井已走过一段历程，得到普遍使用。文献记载“伯益作井”，城子崖的井，显然比伯益时代早。

　　井的发明和普及，是一项伟大创造。城内居民的生产、生活和饲养家畜，因水井而便利，获得更多自由，从而吸引人口集中，促进城市繁荣。可以说，城子崖有如此规模， 井，功不可没。

　　城子崖的居民，文明素质一定不低。特别是制陶匠人，经验丰富，技术娴熟，艺术素养高，无疑是人中翘楚。他们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程序严密。经他们之手的鬲、甗、鬶、瓮，虽然多用于日常生活，却制作规整，工艺精美，形态多样，气势宏伟，实用性和艺术性兼具，是同类器的上乘之作。

　　可以判断，城子崖是某一方国的中心，古国具有“都、邑、聚”三级结构。城子崖是都城，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周围，党家乡、黄桑院、宁埠乡、马彭东南、马鞍庄、季官庄、牛官庄和小坡等遗址，面积三至六万平方米，相当于古国的乡邑，应有古国的二级管理机构。其他三十余处聚落遗址，小则数千平方米，大则一二万平方米，则是古国的村落，应有古国的基层组织。这些村落，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血缘亲族关系起着重要作用。

　　城子崖的居民代代相传，直至夏代终结，经八百余年沉寂后，因谭国而复兴。谭国有四邻：东为齐国，南为鲁国，西为卫国，西南为遂国，北隔清河(今黄河)为燕国。

　　谭国的毁灭，毁在国君的傲慢无礼。有一年，齐国内乱，公子小白逃亡到谭国，请求避难。谭国国君为求自保，不仅拒绝，还不以礼相待。后来，小白争位成功，即齐桓公。恭贺齐桓公继位，应是冰释前嫌的良机，谭国却装聋作哑，不理不睬，连句客气话也没捎去。齐桓公震怒，找了个理由，起兵讨伐，于公元前六百八十四年灭谭。谭国国君落荒而逃，流亡到莒国。

　　据史书记载，齐桓公施仁政，对谭国围而不歼，谭国灭亡后，城子崖城还存在多年。在发掘出的陶罐上，就刻有“齐人网获六鱼一小龟”。战国时，城子崖被废弃，从此深埋于尘埃，落寞无声，直至遇到吴金鼎，终于重见天日。

　　柒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其安身立命的基石。

　　龙山寻根，寻的是文化自信。龙山系列遗址的发掘，唤醒尘封的人类记忆，实证中国数千年文明史。龙山如一部文明教科书，波澜壮阔，绵绵不绝，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

　　文化是国家的灵魂，也是民族的灵魂，文脉同国脉相连。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遗产数不胜数，这是我们的文化底气。“欲人勿疑，必先自信”。只有自信，才能自觉，才能坚守。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追根溯源，揭示文明起源，厘清历史脉络，能赋予文明张力，增强鉴证之力。它既为了解过去，也为笃定现在，更为把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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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文学》(People's Literature)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的中国国家一级文学期刊，主要刊登小说、散文、诗歌和报告文学等纯文学作品，被誉为“中国作家的摇篮”。1949年10月25日，《人民文学》创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份文学期刊。

　　徐锦庚，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鲁迅文学奖和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现任人民日报社山东分社社长，兼任山东省记协副主席。出版《中国民办教育调查》《国家记忆》《懒汉治村》《曙光中的足迹》《涧溪春晓》等。两篇新闻作品入选中国人民大学教材 。以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溪村党委书记高淑贞为原型的长篇报告文学《涧溪春晓》入选中宣部2020年“优秀现实题材文学出版工程”作品。(来源：《人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