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66岁女儿自我隔离 89岁股神巴菲特情况如何?令人担心!

　　“股神”巴菲特的女儿现因为接触过新冠病毒肺炎确诊病例而自我隔离。

　　当地时间3月16日，美国奥马哈当地报纸《奥马哈世界先驱报》报道称，现年66岁的Susie Buffett已进行自我隔离，时间将持续两周。

　　奥马哈这座小城作为“股神”巴菲特旗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总部所在而闻名于世。

　　上周二晚上，Susie和另外20多人一起参加了一场会议，在两个小时里，她就坐在乡村社区教会的高级牧师埃里克·埃尔内斯牧师（Rev. Eric Elnes）旁边。

　　埃尔内斯刚从西班牙旅行回来。虽然那天晚上他感觉很好，但第二天他出现了轻微的症状，主要是干咳。由于他一直在国外，所以他接受了检测，周五晚间的检测结果为阳性。

　　埃尔内斯打电话给Susie，告诉了她这个结果。道格拉斯县卫生部门随后介入。卫生官员上周六联系了埃尔内斯身边的所有人，包括那些参加会议的人，让他们自我隔离两周。

　　现在，Susie每天必须自测量两次体温，并将结果报告给卫生部。她说，截至上周日晚上，一切正常。

　　Susie说，在会议期间，她与埃尔内斯没有身体接触，但确实在离他几英尺远的地方坐了大约两个小时。

　　“这将是一个很好的测试，看看它是如何传播的。”她说，“我将是最好的测试，看看现在会发生什么。”

　　Susie还表示，自她所遭受的这一潜在风险暴露以后，她就再也没见过父亲。

　　“我一点也不担心，” Susie在上周日接受《奥马哈世界先驱报》采访时表示，“我认为我们谈论得越多，就越好。我希望当你开始了解别人（那些有潜在风险的人）的时候，它能减少你的恐惧。这让它更真实，但也让它有了真实感。”

　　延伸阅读： 美国一副教授：在上海隔离6周回到美国，我才发现中国更安全

　　本文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3月14日文章，原题：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我体验（自我）隔离，我觉得在那里比回到美国更安全

　　当我们一家在上海隔离6周后返回美国时，亲朋好友对我们终于“安全了”表示祝贺。然而，回家后还不到一周，我们对亲人表现出的情绪却不敢苟同。我们觉得在上海比在美国更加安全。

　　我们一踏上美国的土地就产生了焦虑。在中国的机场，医疗检查会在我们进入公共区域之前进行。而在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我们在边检处和数百名旅客一起排队等候，最终才被确认是刚从中国返回。我们被一名穿着疾控中心夹克的年轻人叫到一边，他量了量我们的体温说，疾控中心要求刚从中国返回的旅客“尽可能隔离14天”。机场工作人员甚至都没有问我们要去哪儿。

　　我已经在两个国家度过了隔离期，鲜明的对比远不止在机场所见。在中国，人们都觉得有隔离的义务。无论何时，人们都把消毒、清洁和保持距离作为优先事项。中国的强力措施看来起作用了。相比之下，自由放任的态度、优先考虑个人自由和完全缺乏政府的领导，使美国人困惑和暴露在病毒之中。

　　我们可以从中国人身上学到很多经验，包括每个人必须接受自己的责任、脆弱性以及会连累他人——要为集体利益牺牲某些“权利”，否则许多人将会死去。在上海，我们待在室内，无论何时去商店或者锻炼我们都戴口罩。除了杂货店外所有餐馆、公园、博物馆和商店都关门了，做好了迎接一场范围广泛隔离的准备。每个人都努力保持安全距离。全城各处都设立了专门的发热门诊以便普通医院能够保护其他的病人。

　　在中国有一种明显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本着这一精神，在每一次遏制病毒扩散的行动中，我们感到每个人都受到了同等对待。每个人对于避免感染他人都负有同样的责任。事实上，我在中国与数百万负责任的上海居民没有区别。

　　回到美国，我们被告知不必麻烦去戴口罩或量体温。或许口罩不起作用，或许量体温不足以防感染。但口罩传递出的是一种责任、脆弱和避免连累他人的意识以及一种敬畏疾病的共同意识。

　　当我们离开上海时，这座城市显示出忽隐忽现的乐观主义迹象。新增病例已属罕见，人们的生活回归正常，数百万居民试探性地走出隔离的阴影。

　　我们进入了处于恐慌中的美国。指导方针每天都在变，各个都门给的指导方针都不一样。冠状病毒检测和卫生设施供应不足。显然美国政府没能阻止病毒传播。

　　（作者托尼·珀曼为美国格林内尔学院音乐系副教授，陈一译）

　　美国专家：全美大多数人口都处于危险之中，唯一办法是学武汉

　　“学习武汉最近的（抗‘疫’）经验教训并迅速采取行动，是我们防止国家陷入历史性灾难的唯一方法。”眼下，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美国人口健康学家蕾妮沃斯博士和政治学家尼克奥布拉多维奇12日在英国《卫报》联合刊文，对美国政府无视淡化疫情、不立刻采取有力措施的做法提出质疑，并在文章中分析武汉在面对疫情时的教训和经验方法，呼吁美国政府尽快采取行动。

　　“如果我们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我们注定要重蹈覆辙。这是一句老生常谈，同时也是一条真理。”在作者看来，疫情当前，美国面前正摆着两个选项——学习武汉、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亦或是重蹈覆辙，再现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时的景象。

　　文章分析说，虽然武汉是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最多的一个城市，但如果美国继续按照当前的应对方式走下去，即面对病毒的“大流行”，继续有意不做准备、专注于各种政治活动并且还表现出一种犹豫和无能的态度，那么不久后，“美国城市中，只有那些最幸运的地方可以和武汉相比”。

　　文章提到，武汉拥有近1100万人口，确诊病例有6.7万，仅占该市人口比例的0.6%。众所周知，这种病毒具有相对较高的传播率，中国政府又是如何阻止病毒更快传播的?

　　提出这一问题后，作者在文中写道，最初，武汉的做法是否认病毒的存在，淡化事态严重性并推迟采取措施。这种错误的做法很可能是导致病毒感染早期大量增加的原因，大量的确诊病例迅速挤垮了当地高度现代化的医疗卫生系统。

　　文章援引一位曾到访武汉的世卫组织高级官员的说法，一开始，这种病毒病毒并不“张扬”，似乎也不具威胁性，甚至能够无症状传播，这使得它的破坏非常“高效”——最大限度地传播，然后引起缓慢的死亡。

　　但紧接着，文章话锋一转称，当病毒蔓延到武汉的医疗机构中并有可能在中国更大范围传播时，中国政府立即采取了彻底的隔离措施，同时进行大量免费检测，试图控制疫情蔓延。

　　随后，文章着重提到了武汉自2月1日起开始采取集中隔离收治患者的措施。文章认为，研究表明，武汉最终之所以感染比例较低，正是这项措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沃斯和奥布拉多维奇看来，情况本来很可能会更糟，但由于中国政府当时采取了果断行动，数万人的生命被拯救，相关举措也为世界其他地区战胜疫情提供了宝贵的信息和时间。

　　之后，作者将目光从中国转向美国。文章比较说，美国现在遵循的正是武汉最初采取的应对方法：否认、淡化和拖延。“直到现在，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迹象显示，我们愿意为减缓病毒的传播采取必要彻底的措施。”文章形容说，美国官员们正在照抄中国答案——错误的那部分。很不幸，这种做法正在使美国坚定地走向再现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的那条路。

　　“我们很可能已经过了能够遏制病毒的阶段，但我们仍然可以缓解病毒的传播。”文章提到，如果现在再不行动，美国很快就会面临“谁的生命更有价值”这样的灵魂拷问。全美大多数人口都处于危险之中，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对此，沃斯和奥布拉多维奇在文章中呼吁说，现在是在社会、公民与政府层面出台强有力的整合措施的时候了，应该立刻对城市和地区进行封锁，同时进行大规模的隔离检测，即按照武汉抗“疫”采取的那些正确措施来行动。

　　文章表示，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几乎进行了“战时动员”，这是合适恰当的做法——进一步逃避的代价，将会是我们至亲至爱之人数以十万计的死亡。“亲眼见过1918年浩劫的人现在已经很少了，我们只能想象，如果武汉没有采取那样的行动，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我们今天意识到：如果能当武汉人，是幸事。”作者在文章结尾写道。

　　来源：综合澎湃新闻、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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