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下降，基层医院产科“内卷”

　　2022年2月23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内，医务人员准备为孕妇做胎心监测。 新华社发

　　3月7日，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东坝院区人头攒动。各个科室门前都排着队，唯独妇产科的等候区只坐着两个人。当记者询问孕妇建档名额是否紧张时，分诊台护士说名额很充裕，但提醒记者慎重考虑，因为该院产科“随时”会被撤销，将并入另一所医院。

　　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东坝院区原名东坝医院，于2012年更名。一位妇产领域专家对记者透露，东坝医院的妇产科曾经很辉煌，年分娩量一度达到三五千例，这个数据在2014年~2016年期间掉到了1800例左右，但在去年跳水到不足150例，缩水九成。

　　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中国2016年至2021年新出生人口数连年下降，分别为1883万、1765万、1523万、1465万、1200万和1062万人。医院里的产科，就是最早感受到这一变化的地方。

　　曾经的生育巅峰

　　“2016年10月是我们院分娩量的最高峰，共接生了约300个婴儿，平均每天10个。记得有一晚，我基本没休息，收了7名待产妇，做了4台剖宫产手术。”北京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副主任医师王霞回忆说。

　　当时正值“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十个月，第一批生育二孩的需求一股脑地释放出来。“政策出台以后，很多夫妇都觉得，抓住分娩年龄的尾巴再生一个，”王霞称，“很多都是70后，接近40岁的夫妇生二胎。”据当时的国家卫计委统计，2016年，二孩及以上出生人口占全国出生总人口逾四成。

　　北京市朝阳区妇幼保健院院长于亚滨在接受采访时介绍说，2016年，北京市和全国一样，都处在分娩最高峰。该年分娩量的上升除了归功于二孩的出生，还有前一年羊年压抑下去的生育需求得到恢复的原因。受传统文化影响，很多中国人不喜欢在羊年生孩子，而更希望能生一个“龙宝宝”“猴宝宝”“猪宝宝”。

　　那时候，媒体关于产科“一床难求”的报道铺天盖地：“楼道加床”“建档难，号贩子索要天价”……为了应对分娩量的攀升，北京朝阳医院把7个单间病房改造成了双人间，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也在室外的庭院中加了床位。“听说别的院还有加板凳的，编号板凳一、板凳二……”王霞说。

　　当时国家卫计委为解决妇幼健康服务资源不足的问题，提出要加强省、市、县三级妇幼保健机构建设，增设产科床位8.9万张，力争“十三五”时期增加产科医生和助产士14万名。

　　民营医院由此看到了妇儿医疗的潜在市场。东吴证券在2016年10月发布的一份《妇儿行业专题报告》指出，在过去几年，公立医院人满为患、人均卫生医疗费用的逐年增加、二胎政策的推行、东部地区城市超过95%的产床使用率等情况，都是发展民营妇产医院的利好因素。

　　有政策利好与诱人市场前景，加之妇产医院所需设备较少，资本门槛低，大量玩家入局。早先入局的妇产专科医院主打高端市场，目标受众为北上广的外籍和高收入群体，后入局的“莆田系”则着重在成都、青岛等二线城市填补空白。2015年7月，属于“莆田系”四大家族之一林氏家族的和美医疗在港股上市。

　　当公立和民营医院摩拳擦掌准备迎接一波生育小高峰的时候，现实却如一盆冷水浇下。

　　行业的“产能过剩”

　　2019年是猪年，于亚滨发现，那年的分娩量还没有超过鸡年(2017年)。她由此感到，分娩量开始下滑了。如果说，2020年女性分娩意愿的减少是受疫情影响，那么2021年在复工复产的情况下，产科却没有恢复以前的活力，则说明生育率下降成为既成事实。

　　有数字为证：北京市朝阳妇幼保健院2016年全年的分娩量接近5800例，此后逐年下滑，到2021年，下降至2000例出头，比4年前减少了一半还要多。

　　在杭州，某民营三甲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刘建刚说，他所在的医院分娩量相对几年前近乎砍半。2013年之前，他在当地某公立三甲妇产科医院工作。据他了解，现在，该院产科病房现在大约空了20%。另据刘建刚所知，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妇幼保健院的产科共有三层，现在已经撤掉一层，杭州市第二医院的产科病房则关闭一半。

　　在距离北京400公里的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县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张洁文称其科室分娩量从2016年的1500多例掉到了去年的789例。“今年前两个月，在我们科才生了50多个孩子，我觉得今年的数据也不会好。”她说。

　　王霞所在的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的产妇数量也出现了断崖式下跌，现在每月也只有三四十例的分娩量，仅为前几年的五分之一。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生育意愿不强，还与东城区近年来的人口疏解政策有关系。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教授段涛分析称，生育率下降对产科的冲击，公立二级及以下医院受的影响明显大于三甲医院。大多数区级妇幼保健院属于二级医院，因此它们受到的影响比较大。

　　刘建刚解释说，在整体分娩量下滑的情况下，以前在三甲医院建不上档退而求其次去二级医院建档的孕妇，现在可以去三甲生孩子了，因此三级医院的产科门诊量总体上还是比较大的。

　　段涛称，在公立三级医院中，妇幼专科医院受到的影响更小。一方面原因是这些医院“术业有专攻”，已经形成了一个竞争优势和竞争壁垒，许多人将专科三甲医院作为自己生孩子的首要选择。另一方面原因是，近两年受疫情影响，综合医院的疫情管控会更严格一些，许多人也会转而去妇幼专科医院生孩子。

　　在民营医院方面，段涛称，小型单体民营医院受到的影响最大，它们规模小，往往过度营销，且缺少好的专家团队。而大型高端民营医院的境遇要稍微好一点。段涛认为，这些头部医院立足早、有先发优势，当时又赶上风口，所以就有了较快的发展，另外还具有品牌优势，所以仍然能在冲击中生存下来。

　　工作量的减少意味着收入的减少。不论公立还是民营，医生的工资结构都由基本工资+绩效组成。王霞称，产科不景气的这几年，她的工资大概减少30%，刘建刚也说出相似的数字，并称有时候会砍半。

　　张洁文称，2010年她的科室太忙，分成了妇产一、妇产二、妇产三科，有将近30个妇产科医护人员。现在改成了两个科，医护人员只剩下十几人。“有些助产士转行了。有一些主治医生以上的，去了邯郸市的医院转成妇科大夫，这样收入相对也会提高些”。

　　王霞所在的科室，会根据妇科和产科情况调整人员配比。2016年前后，产科有7个医生，占了妇产科绝大部分，近几年随着分娩量下滑，产科医生开始向妇科流动，近乎持平。

　　产科的“内卷”

　　分娩量下滑的同时，孕产妇的平均年龄也在提高，多位受访医生都表示，现在很少见到二十四五岁生孩子的初产妇了，大多数初产妇都是30岁左右。于亚滨表示，孕妇初产年龄增大，意味着生产的风险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从这个角度来说，产科医生面临的挑战是越来越大的。“但根据要求，孕产妇死亡率还得压低，这就对于妇产科医疗技术要求越来越高”。

　　为满足不同层次的孕产妇需求，于亚滨还打算建特需病房，也就是硬件设施堪比酒店，环境温馨、服务全面的VIP病房。

　　在于亚滨看来，过去几十年，公立医院主要解决孕妇能否住进医院生孩子的问题，现在的矛盾变成了如何让她们生得舒适的问题。“这一代90后孕妇基本都是独生子女，从小一人睡一个房间，而且是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的，哪里能受得了8个人在一个房间，隐私全无。”于亚滨说。

　　北京宣武医院妇产科主任王世军教授告诉记者，该院对于产科病房进行了整体装修改造，产科的医护人员、产科床位也将随着孕产妇的变化而及时作出调整，该院还做好了不限制建档的准备。

　　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都拉长了服务链条。从产前保健到产后康复，各个医院想尽办法。过去一年，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已经启动将孕前保健和临床相融合的工作。该院负责全区的孕前和婚前检查。“在体检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有就诊需求的患者，包括孕前咨询、孕前就诊。保健院希望能抓住这部分病人，转诊到院内相对应的科室解决他们的需求。”王霞称，“过去病人多，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是那么细致，现在病人少了，我们希望能提供更全面的一条龙式的服务。”

　　北京宣武医院与河北馆陶县人民医院还打算开展产后康复门诊，处理产后带来的骨盆疏松和一些并发症的问题。

　　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与协和医院成立了医联体，协和的产科医生定期去前者医院坐诊。有一些危重病人本需要转诊到协和去做手术，但协和医院的专家来了，患者就不必过去。

　　尽管各地出台多项三孩配套措施，但适龄生育的女性分娩意愿是根本原因，而其中对分娩疼痛的未知的恐惧感是阻碍女性怀孕的意愿之一。为提高女性生育意愿，各级医院都在大力推广分娩镇痛技术。

　　民营医院一直以优质服务为卖点，但公立医院毫不逊色的病房环境、更低的价格，再加上高社会信誉度和高水平的医疗团队，更多的孕妇将被吸引过去。

　　段涛认为，医疗是重资产投入，按平均水平来说，一个医院开业5-7年后才会开始盈利，而且医疗行业不是暴利，所以民营妇产专科领域已经进入了存量竞争时代，以后民营医院的数量会越来越少。

　　还在挣扎求生存的民营妇产科医院要么拓宽业务，要么直接转型。刘建刚告诉记者，有些医院在大力发展私密整形、产后医美等业务，还有的医院将少部分保留产科人员和床位，将重心转向发展口腔科业务。

　　段涛指出，民营医院还应当向学术转型，提高技术，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另外，民营医院需要经营好、服务好现有的存量的客户。尽管许多民营医院以前就有月子中心、产后康复项目，但不成体系，应该组建专业的团队去做这些服务。(据《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