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家路|不通一艺莫谈艺，绝知此事要躬行

不通一艺莫谈艺，绝知此事要躬行

——张道一先生的艺术实践与理论研究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报》 2021年第6期

　　摘要 “尝尝艺术的味道”是张道一先生长期坚持艺术实践并为理论研究提供帮助的自我表达，他的这种主张及在艺术实践方面取得的成果，与他的学习和研究经历有关，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图案学、工艺美术、民艺学及艺术学理论研究中，从而使他的理论研究更具说服力。因而，对张道一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梳理和分析不仅具有个案价值，对当下艺术理论研究仍具启示意义。

　　关键词 艺术实践;艺术理论;张道一;图案;艺术学

　　“不通一艺莫谈艺，实践实感是真凭”，[1]是朱光潜先生针对文艺理论研究发出的感慨。他认为，文艺理论研究不能只做空泛的思辨，只有立足艺术实践和实际感受，才能使研究立得住。将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二者真正结合起来，长期躬行，体现在艺术理论研究中并取得重要成果的，张道一先生当属其一。

　　张道一先生在图案学、工艺美术、民艺学及艺术学等领域取得了大量的理论成果，并最终在艺术学的总体学科框架中对艺术理论与中国文化进行整体思考，其中不仅有高屋建瓴的宏观学科建构和理论指导，也有细致入微的专题个案的具体问题的深入探讨。他的理论研究不仅有学术高度，而且涉及面广，更重要的是立足中国本土文化和艺术，能从艺术实践活动出发，使得理论研究言之有物，令人信服，具有原创性和独到的见解。艺术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张道一先生正是以这种高度的民族责任心和使命感，几十年如一日，至今已九十高龄，双目近于失明，仍辛勤耕耘在艺术理论的园地里。

　　张道一先生的艺术理论研究既有高度、广度，又有深度，更重要的是，他不是仅仅从概念到概念、从理念到理念的纯粹的理论思辨，而是注重对艺术实践活动的全面观照，关注艺术本体，解释艺术实践、艺术活动和艺术作品，反对空洞的说教，从个别到一般、从现象到本质，揭示艺术的本质和规律，从而对艺术理论进行归纳和概括。他认为“从事艺术学和艺术美学的研究，不能离开艺术实践。‘见物不见人’固然不好，但只研究观点和思想不顾艺术的实际，也容易陷入空泛，必须使两者结合起来。”同时，“一个艺术理论家重视艺术实践，在学习和进行艺术创造的过程中，不只注意技法、技术的掌握，而且经常思考怎样将艺术创作的实践活动概括、上升为一般理论，从而高屋建瓴，找出原理和规律，使实践者增强自觉性，使理论反过来又指导实践。”[3]正是基于这样的主张，张道一先生强调艺术实践活动对艺术理论研究的价值，不仅重视对艺术实践活动的考察，更是身体力行，自己动手从事艺术实践，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尝尝艺术的味道”。实际上，他不仅仅是尝尝味道，而是在其中的某些方面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些艺术实践不仅让他对不同的艺术种类有了切身的感受和体验，了解其中的艺术技巧、艺术语言和艺术内涵，更重要的是，这种所谓的“尝尝艺术的味道”是张道一先生艺术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一。张道一先生曾经在不同的艺术实践中“尝过味道”，诸如图案设计、装帧设计、装潢设计、宣传画、装饰画、砖雕、染织、剪纸、书法、木工等，他都有所涉足。这些艺术实践是他艺术理论研究所主张的，也是他认为所必需的，而且这种动手实践已经成为他的一种习惯，一直伴随到现在。

　　这种重视艺术实践以及手工习惯的养成，与他的求学经历及学术研究渊源有重要关系。张道一先生的童年时代有着浓郁的民间艺术氛围，特别是那些红红绿绿的剪纸、年画，是他童年时期美妙的艺术世界，鲁北平原丰富的农村生活和民间艺术滋润了他成长的心灵。读高小时，他每天晚上写“大仿”。上中学时，课外喜欢画画和刻图章，热衷于木刻，还画墙报、排演大合唱、演街头话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张道一先生入华东大学文艺系学习。当时的华东大学是一所“抗大”式的干部学校，文艺系又像是一个文工团，学习之外，张道一在这里画布景、制作演出道具，还偶尔作为群众演员参加歌剧《白毛女》的排练。选修课上，别的同学大多选了油画和雕塑，他却喜欢剪纸。时任文艺系主任吴富恒先生曾指引他研究民间年画和剪纸。当时在专业上对他影响较大的还有一位教用器画的教授施世珍先生，劝他专研平面图案(染织和印刷)。后来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合并迁往青岛，在青岛，张道一更为集中地学习了美术专业。这几年的学校生活，除了课堂上学习绘画和图案，在济南剪子巷和青岛农村收集剪纸等民间艺术品也是他大学期间的课外作业，并于近些年编辑出版。课余时间他还画插画、设计宣传画，如《捐献飞机大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坚决贯彻婚姻法》等宣传画刊登在当时的《新山大》校报上或由出版社发行，还集体创作连环画《郝建秀》，发表年画《工农联盟，加强生产》《慰问伤病员》等。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张道一提前毕业留校华东艺专(今南京艺术学院)任教。1953年3月，张道一到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进修和实习书籍装帧设计，参加《工农兵画报》的编印工作。1953年至1955年，张道一成为陈之佛先生的入室弟子，除了研修图案与工艺美术理论，还绘制了数以千计的图案画稿，这是他人生和专业成长最重要的阶段。1956年，张道一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修，得到庞薰琹先生的指导。回到南京后，他开始研究石印，思考近代石印取代木版印刷的历史过程，认为石印不仅是版画家艺术表现的重要形式和手段之一，而且它的兴起和普及是现代胶印发展的基础，也导致了木版印刷和民间年画的衰微，他因此还创作了数十幅石版作品。

　　至“文革”前，张道一先生为出版社、杂志社、剧团、高校等机构及展览会、演出设计了大量宣传海报、书籍装帧、节目单、演出服装等，还曾担任“江苏省农业展览会”总设计。除了平面设计，他创作了砖刻小品，设计的火花也参加文化部组织的国外展览，还出版《美术字参考资料》等。特别是1956年，他创作的宣传画《和平》出版发行，在国庆期间全国张贴。同年，日本的日中友好协会根据宣传画中“飞翔的和平鸽”形象，制作“恢复日中国交运动”纪念章，在日本公开发行。这幅宣传画巧妙的创意构思、简洁大方的构图、祥和的色调，还有严谨并颇具推敲的文字和图形，足见张道一扎实的艺术功底。除了设计创作，1959年，在参加整理南京云锦织造技艺期间，他不仅考证历史，记录艺人口诀，研究艺人图稿，在编辑《云锦图案》一书时，他还亲手复原绘制云锦图案，为云锦后来的研究和传承做了大量贡献。在教学过程中，他结合课程和研究，陆续编写了《装潢概论》《图案讲稿》《装潢论》《装饰论》《展览艺术设计》《书籍装帧文集》等教材和讲义，编写过程中的许多图案和设计也是自己亲手完成。“文革”一结束，他开设了“器物造型”课，带学生去宜兴实习，设计制作兔毫釉剪纸贴花陶瓷作品。在赴敦煌考察期间，除了做笔记、查资料，还临摹整理莫高窟画稿。其间，还为《南艺学报》首刊、《雨花》《江苏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学报》等设计封面。

　　张道一先生的文集、主编的杂志等，几乎是自己亲手设计，像《工艺美术研究》《工艺美术论集》《造物的艺术论》《美术长短录》《中国民间工艺》杂志集刊17卷、《艺术学研究》《美学与艺术学研究》等。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他主编的《中国图案大系》12卷6册由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1995年，又在台湾美工图书社出版，而此大部头的图册，不仅其中大量的图案由他亲自手绘，封面及内页版式等整体装帧亲自设计。此书获第九届中国图书奖，第五届华东地区书籍装帧艺术“整体设计”奖，山东省书籍装帧艺术奖(封面设计一等奖)。近二十年来，他设计的书籍有《张道一论民艺》《吉祥文化论》《书门笺：张道一美术序跋集》《蓝花花：民间布面点画赏析》《剪子巷花样：山东民间刺绣剪纸》《纸马：心灵的慰藉》《狮子艺术》等，都是自己的著作、自己设计完成。

　　除了书籍设计，他创作的丝毯壁挂《伏羲女娲图》《古代争战图》等不少的装饰画，不仅装饰意味浓厚，民族特色鲜明，更可以看出他对传统图形和传统装饰手法熟练的把握。他设计的东南大学校徽，以及东南大学艺术学系、《中国民间工艺》杂志等标志，亦言简意赅，独具匠心。特别是东南大学校徽，既体现了百年老校历史的沉淀，形象亦准确简洁，特别是构图和色调，厚重和清新兼具。此外，张道一先生的篆书亦颇富巧思、别具情趣，他不是书法家，但他的篆书清秀挺拔，富有装饰性，充满了艺术美感和书卷气，体现了他深厚的艺术学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即使现代电脑技术充斥设计领域，手工艺术及设计的亲和性、人文色彩和个性不断缺失，但无论张道一先生的装饰绘画、图案设计，还是书籍设计、文字设计、标志设计，自始至终都是“手工活儿”，这并非他不接受现代技术的高效快捷，他反倒是较早使用电脑进行写作的老一辈学者，且时常使用电脑自己构造字库中不见的各种生僻字。他的许多著作从封面设计到内页版式，从标题文字到各种小的装饰，在文稿完成时整体设计也已完成，出版社拿到稿件就可以直接排版付印。这些书籍设计的民族风格、艺术风格，乃至个人风格十分明显，著作内容与设计形式也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在张道一先生的眼里，艺术实践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而不是刻意的艺术创作，特别是近三十年来，他将艺术实践当作艰苦的理论研究之余的消遣和调剂。在他编制讲义、撰写论文等过程中，也时常自己绘制图案、编排版式、装订，有时还使用传统线装，装订好的讲义、论文和著作初稿，时常送给学生和朋友，这种习惯也一直延续至今。空闲时间，他还喜欢裱糊大大小小的纸盒，利用废旧纸壳，裱糊成盛放文件的档案盒、书籍的封套，并在表面进行装饰或设计。这种艺术情趣和设计情趣更切近艺术实践的本质。张道一先生所谓的“尝尝艺术的味道”应该说是一种艺术创作的原动力，这种对艺术实践的观照不只是为理论研究提供参照和帮助，也是对艺术理论研究的坦然和自信。他在跟随陈之佛先生学习时，陈之佛先生想将他的工笔花鸟画传授给他，但张道一先生对工艺美术史论研究的兴趣和决心打动了陈之佛先生，由此，陈之佛便鼓励张道一研究工艺美术史论，啃一块“硬骨头”，这一艰苦的选择从此便伴随他的一生。

　　仅就图案研究来看，张道一先生一开始就注重实践对理论研究的帮助，在跟随陈之佛先生研究的过程中，陈之佛带领张道一对中国古代的彩陶、青铜、汉画像砖、瓦当等经典的传统图案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这是研究工艺美术和图案的路径之一。张道一不仅手绘和临摹数千幅图案，还将彩陶图案与几何图案的骨式相联系，对青铜器图案的研究则与器物的形制及工艺相联系，探求古代图案的规律。陈之佛提倡要尊重图案艺术的历史规律，注重对古代图案艺术所包含的各种设计原则以及当时劳动人民的生活与图案内容及风格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陈之佛的图案学思想对张道一在图案理论、图案教育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末至“文革”期间，张道一完成了《中国寓意图案》(不幸佚失)和《彩陶图案研究》手稿(未出版)，为南京艺术学院编撰《图案讲稿》(油印本)，以及《剪纸》《南京剪纸》《风景图案》等;80年代，张道一先生主编了《中国古代图案选》《中国民间剪纸》《外国图案选》《中国の民间切纸艺术》(日文版)《民间印花布》《中国印染史略》《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等;90年代，出版了《民间木版画》《麒麟送子》《美哉汉字》《中国织绣》《夹缬》《吉祥如意》等，特别是主持编纂的6册12卷本的大型图案系列图书《中国图案大系》，以历史时期分卷，收录自原始社会至近代的大量图案资料，其中最后一卷为民间图案。这套书是中国传统图案内容全面、汇集量大的经典力作。近二十年，张道一先生又出版了《中国图案大系》《几何形图案构成法》《外国图案大系》《燕尾裁春》《汉画故事》《麒麟送子考索》《老鼠嫁女》《画像石鉴赏》《中国木版画通鉴》《蓝花花》《剪子巷花样》《徐州画像石》《南京云锦》等图案著作。至于散见的有关图案研究与教学的文章也十分丰富。至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在跟随名家研习图案的过程中，还是在编撰图案著述的过程中，他时常亲手绘制或复制复原部分传统图案，成为他研究图案的重要方式之一。2021年，在他眼睛几近失明的情况下，他仍然亲自动手重新整理《中国图案大系》再版。

　　很显然，对于图案研究或编撰来说，张道一先生搜集挖掘，整理研究，亲自动手摹绘图案，与那些“拿来主义”的直接拍照拷贝相比，无论是对图案形式美感的体悟，还是对图案与器物的关系、器物的形态与样式、工艺技术与材料等内容，乃至对图案文化内涵，特别是对中国传统图案发展演变、构成规律、功能价值的认识，必定有更为深刻的见解和更高的审美鉴赏力。而这些见解既是图案研究的理论总结或图书编撰的指导思想，也是对传统图案不同时代历史文化价值的认识。正是这种认识使得张道一先生颇有底气地针对20世纪中后期所谓的“图案过时论”和“废名论”进行针锋相对的批评，他指出：正是由于对图案的概念不明确、对其内涵和外延在理解上错乱不清导致了这种盲目的言论。这些言论不仅造成了20世纪末我国图案教学的路子越走越窄，而且脱离了工艺美术的实际，远离了图案学自身的旨意。那些全盘引进的盲目做法不仅不能充实和完善原有的图案学理论体系，反而对已有的传统图案学遗产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冲击，对工艺美术学科专业的建设和发展也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即使对现在所谓的“设计学”的发展也并无好处。今天看来，张道一先生的图案学思想不仅仍具现实意义，而对中国传统图案作为丰厚的文化艺术遗产，我们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

　　不仅图案研究，张道一先生对传统图形图像、传统绘画、民间美术的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也与他注重艺术实践是分不开的。如他近二十年来出版的《麒麟送子考索》《老鼠嫁女》《汉画故事》《画像石鉴赏》《中国木版画通鉴》等著作，不仅涉及考古学、美术学、文化人类学等方面的知识，还涉及所谓的“图像学”等知识，只是他的“图像学”并非西方的图像学，而是立足中国人的视知觉图式、文化图式和艺术图式。他对作品的解读既重视作品自身内在的文化含义及作品之间的相互联系，又关注创作主体与客体、创作和接受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依据中国文化背景和审美标准，具有本土文化艺术特色。他的这些著作有的甚至是历经五六十年的图像、文献搜集和理论思考的积淀，不仅反映了他丰厚的文史知识和对艺术发展史的理解，还有他立足创作实践所建立起来的敏锐的艺术鉴赏力和图像解读方式，因而他的许多见解令人耳目一新。这些著作不仅具有学术性，还具有很好的普及性和通俗性，平易朴实的语言，结合文化史和艺术史对作品的解读和赏析，对大众理解和鉴赏艺术也有很好的帮助。这种将艺术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艺术鉴赏相结合，并以朴素的表达方式阐述学术问题的学风，不仅需要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深厚的学识修养，同样也离不开对艺术实践的观照。

　　前已述及，张道一先生的艺术理论研究是多方面的，不仅仅限于图案学、民艺学和古代美术等专题个案，他对艺术学科专业的宏观架构，在艺术原理、艺术史、艺术教育和艺术品评等方面的研究，也与他对艺术实践的关注是分不开的。他对美术史论改称美术学的见解与认识，对艺术学独立为学科门类与诸位同仁所做的共同努力，也离不开艺术实践的支撑所作的宏观观照。他曾说：“艺术在我国的人文学科中，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与艺术理论的落后是有直接关系的。这种状况造成了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失衡。”[4]厘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并非实践出理论、理论指导实践那么简单，他在这些方面有诸多的论述。“从事艺术实践和从事艺术理论的研究、美学的研究，因为对象和目的的一致性，应该有共同的志趣，共同的语言，甚至相互配合，协作共进，可是恰恰相反，多数无法合拢。”[5]比如针对美学与艺术脱节的现象，他曾用“走下来”与“走上去”形象地说明二者的关系，美学从书斋式的研究中走下来，下到艺术中来，再走上去;艺术从实践中走上去，走到理论中去，再走下来。如此一上一下，必将发生质的变化。其实，这又何尝不是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二者关系的写照。张道一先生曾把艺术理论研究分作三个层次：一是技法性理论，即解决艺术表现的技法问题;二是创作性的理论，即通常所说的创作方法论;三是原理性的理论，即从人文科学的高度审视艺术，由个别上升到一般，抽象出艺术从发生发展、功能作用、艺术风格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三个层次的基础层次也是对艺术实践充分了解基础上的划分。再如，他曾指出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四种偏颇：以汉族为中心，忽略了少数民族;以中原为中心，忽略了边远地区的美术发展;以绘画为中心，忽略了其他美术形式;以文人为中心，忽略了各阶层的美术发展，特别是忽略了民间美术。还有，我国美术的发展有四条线：即贵族的宫廷美术，文人士大夫的文人美术，佛教、道教以及民间信仰的宗教美术，以农民为主体的民间美术。应该说，这些张道一先生几十年前的论断，不仅仅是对艺术理论研究的认识，实际都未曾脱离对艺术创造和艺术实践活动的全面观照。张道一的艺术教育理念和艺术批评也总能依托自己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经历和他的艺术实践，从而提出有系统、有见地的观点。无论是几十年美术教学一线的经历，还是个人多年的艺术实践经验，都为他从事艺术教育与艺术批评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他的艺术教育理论和批评不做空论，总是紧贴教育实际和创作实际，从而令人信服。

　　当然，张道一先生对艺术实践的认识和观照是广泛的，不仅仅限于“尝尝味道”式的个人实践和个体的艺术创造，而是对历史的、民族的乃至人类艺术创造规律的总体把握，只有对艺术创造有着整体的认识，才能对艺术理论和艺术学科专业有宏观深入的认识。“艺术创作是种实践活动，而且往往是个别的活动;一个艺术家是一个个别，一幅画是一个个别，一出戏也是一个个别，可是由实践上升为理论，须要有无数的个别进行概括，才能成为一般。”[6]理论是由个别到一般的上升，它要进入人文科学的领域，没有全面的提炼和概括是不可能的。也正如他所说的，“没有艺术的活动和实践固然谈不到艺术的学问;但若只有艺术的创作、设计、表演和演奏，也不能等同于艺术学的建立。”[7]这是张道一先生针对艺术学科的建立提出的问题，但也可以这样理解，没有艺术实践活动的艺术理论研究显得虚无，但仅关注艺术实践，不解决艺术的规律性问题，则艺术理论也不会有相应的高度。

　　概括来看，张道一先生对艺术实践的兴趣有童年时期家庭的熏陶、中学和大学时期老师同学的影响，还有大学毕业后人生的机缘，更重要的是他选择艺术理论研究为终生事业后，重视实践与理论二者关系的理性认识。三十多年前，著名画家、工艺美术家邓白先生曾这样评价张道一先生：“如果单从实践和理论方面看，像张道一这样的人可能不少;但若两者全能，相得益彰，并达到高水平的，却找不出第二人。”他也曾这样概括张道一先生：一专，二博，三正。专，指张道一先生从一开始就选定工艺美术为终身的专业;博，是说他有扎实的文化基础，知识面广，在专业研究以外并融会贯通;正，说他是一个刚正不阿、光明正大的人，心正才能笔正，道德文章是一体的。我认为，邓白先生的评价是中肯的、准确的。“尝尝艺术的味道”是张道一先生对“不通一艺莫谈艺”这一理念的通俗解读并躬身实践、长期坚持的信条，同时，他又重视对人类艺术创造实践活动的全面观照与理论研究的密切结合并相辅相成，这种主张和实践不仅成就了他的学术人生，同时也是后辈学习的榜样，而就当下理论研究的现状来看，“不通一艺莫谈艺”仍具有重提的必要和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1]朱光潜：《怎样学美学》，《朱光潜全集》第1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504页。

　　[3]张道一、唐家路：《心灵之扉》，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1年11月，第36、37页。

　　[4]同[3]，第64页。

　　[5]同[3]，第70页。

　　[6]同[3]，第74页。

　　[7]张道一：《张道一文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页。

　　作者简介：

　　唐家路，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博士，学报主编。

　　(本文发表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报》2021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