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的艰难时世中毕业，会怎样？

　　艰难时世对人的影响是双面的。对于上进的人，不好的年景反而可能成为他们的机会。学者调查，发现在相对经济萧条年份“入海”的高校学生，在日后的人生中更幸福。过了十多年，他们仍然有比他人更高的生活满意度。他们会更少和人攀比，更多地看到工作和生活中美好的一面，更享受其中的乐趣。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幸运。

　　这是一句有证据支撑和现实验证的靠谱鸡汤

　　媒体年年都要炒一波的“最难毕业季”，今年可能真的来了。

　　根据某几家大型招聘网站发布的报告，2020年春节后十天，应届生新增岗位规模不到去年的一半，旅游、广告传媒、酒店、餐饮等行业的招聘岗位下滑都超过60%。

　　毕业是一次“入海”——个人从此进入社会的海洋。但熬过十二年中小学、四年高校，好不容易毕业“入海”，却不幸游进了一片低潮，这时你会怎样?

　　萧条年份就业更看重稳定

　　首先，不得不承认，在某些年份毕业踏上社会的人，确实会比其他人过得更加艰难。不管是经济危机，还是疫情、自然灾害乃至战争，消费市场都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它的连带效应是企业破产或规模收缩，行业萎缩，个人失业、降薪、找不到工作，并进一步影响消费。如果你是高层次人才，可能不论何时都有高薪职位在等待。但摆在大多数个人面前的路只有三条：失业，暂缓就业，屈尊将就。

　　这种影响会持续多久?美国学者丽莎·卡恩研究了美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衰退时期的毕业生，发现什么时候“入海”对人的影响甚至可能持续数十年。她统计了1979到1989年的513名毕业生，其毕业年份横跨了1980年代美国的四次危机。当然，这些年份并非真正的灾荒之年，美国经济基本面仍在增长，只是相对不如其他时期繁荣。从这些人的数据里，她发现就业率每降低百分之一，在毕业当年，毕业生的起薪就要降低6%到8%;在毕业十五年之后，他们的收入仍比好年头毕业生的中位收入低一个2.5%。

　　第一份工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萧条期间，毕业生会选择更小的公司、更将就的职位，从更差的职业起点出发，起薪更低，之后付出更多努力，才能达到同样的收入水平(美国大萧条时代的毕业生被称为“走投无路的一代”)。那么，在经济形势好转之后，通过跳槽去提高收入有用吗?一些学者，比如菲利普·奥雷普卢斯等人，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他们，即便在形势不好的年份找了个将就的工作，好学校毕业的好学生也很快就能跳出去，在之后的几年内迅速追平同龄人。但要是平时不努力，上了一般的学校，毕业的时候又什么都不会，那就只能一直窝在不合适的岗位上，一开始遗留下的起薪差距过了十年也很难补上。更为隐蔽的是，人在第一份工作中产生的心态，会潜移默化，长久地影响日后的择业策略和为人处事。

　　与好年头相比，相对萧条年份“入海”的学生在工作中更看重稳定、有保障可靠、铁饭碗，而不是创新、进取、赚更多钱。这种害怕风险的特性会跟着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直到成为他们职场哲学的一部分。就算当到CEO，这些人经营的公司规模普遍更小，经营公司的风格也偏于保守求稳。

　　晴雨周期，没人有幸避开

　　实际上，不管当年形势如何，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中，多数人对未来的憧憬和焦虑都是相似的。谁都担心在初入人海的几年中失去自我、堕入平庸，再也无法翻身。但在“入海”这个时间节点上，担忧年景、形势与未来没什么用。因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相对“年景不好”的岁月每隔几年就会来一次，在这些年份历经艰辛的人不是少数，而是多数。

　　要知道，如果你是个90后，你和你的家庭就已经熬过了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1990年代末的行业巨变、2003年的非典、2007年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近几年越来越突出的经济下行压力。没有人能顺利一辈子。这并非宣扬宿命论，而确实有学术依据。

　　尽管实际的经济周期并不如理论家描述的那样，像正弦函数那么规律，而是随机、跳脱的，但几乎没有人否认经济波动本身的存在。从最简单的角度来说，产能的扩张和消费的增长并不总是同步的，需求超过供给时，企业会发展生产，带来繁荣。但当供给超过需求太多，生产就会停滞，企业进而裁员、破产、降低薪酬，导致员工没有钱去消费，让恶性循环进一步恶化，导致衰退。从这个角度看，只要人类、货币、市场还存在，经济波动就不可避免。

　　具体而言，每一次经济危机的原因似乎都不同。学者们提出的“经济波动根本动因”包括：货币政策、投资、贷款带来的杠杆、科技创新、政治周期、传染病一类的天灾，乃至太阳黑子(别笑。经济学家杰文斯曾提出，太阳黑子会影响农业生产，进而带来经济波动)。一个人不可能不经历任何危机岁月，完全顺利地长大成人。而危机会对各个层面的人带来影响——不仅仅对毕业生，也对孩子、青年和成家立业之人。

　　有一本书叫《大萧条的孩子们》。美国学者埃尔德对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不同环境下长大的儿童进行了研究，跟踪他们的大半生，直到1973年该书出版。他发现，即使是还没毕业的中小学生，如果在艰难时世中家庭经济情况受到影响，这种影响也会持续到长大以后。

　　经济受损家庭(定义为家庭收入减少35%以上)的权力结构会发生变化。在那个年代，一旦父亲失业，母亲就承担起更多养家糊口的任务，话语权上升，婚姻和家庭也更容易出现不睦。这样长大的孩子大多受教育程度更低、更早进入社会，性格也发生改变。他们普遍更保守谨慎，愿意找一份有保障的工作(虽然平均收入更低)，更看重金钱的价值和长期的储蓄，更重视健康，对家庭也更忠诚。相反，相对没有在大萧条中经济受损的孩子，长大后也没有获得碾压性的优势。他们虽然平均收入略高，但幸福感更低，总体健康状况也比受损的孩子们差。

　　面对萧条，儿童与毕业生的变化有相似之处。这似乎表明，在什么时候“入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个人的具体经历，以及如何处理这样的经历。但从前的“后浪”、现在的“前浪”们，也并未被之前的艰难打倒。对于很多人来说，在“逆境年”进行人生的重要转折，反倒是件好事。

　　艰难时世也能成为祝福

　　今年，不但高校毕业生面临比较严峻的就业形势，初高中毕业生也面临更严峻的考势。对于初高中毕业生们而言，这是福利还是噩耗?历史提供了它的答案。

　　中国上一次在疫情中组织高考，还是2003年非典时期。当时的学生如今已经毕业多年。2003年的高考考情非常特殊，首先遭遇非典多地停课，然后国家将持续多年的考试从7月挪到了6月，同时许多省份开启新课标。再之后，当年数学异乎寻常得难，许多人走出考场就痛哭流涕。实际上，当年凡考全国卷的省份整体分数都偏低，但当年的高考录取率是62%，和前一年基本持平，所谓的形势严峻不过是种假象。如果一定要说这场考试有什么特殊之处，那就是非典停课，让学习自主的人占了优;考试提前加上数学难度的冲击，让心理素质好的人占了优。

　　2003年北京文科状元、现在在北大任教的阎天在最近一篇文章中说，为了克服停课后自己的怠惰和焦虑，他的窍门是营造仪式感和建设隔离区，在家里像上学一样，穿上校服，每天固定时间学习，把各种生活娱乐送得远远的。当年10月，北京的一次调查显示，一半的人认为非典对于自己参加高考没什么影响。还有7.6%的好学生觉得非典对自己备考有利。艰难时世对人的影响是双面的。对于上进的人，不好的年景反而可能成为他们的机会。同时，逆境塑造的人格也对人的长期发展有所影响。

　　比如说，坏年景“入海”的人更不自恋。相比那些顺风顺水的人，他们脾气和人缘更好，也更不爱占公司和同事的小便宜。这样的人更少从事道德有亏的职业，同时在工作上更讲道德、更懂得关心他人。就算是后来同样做了CEO，这样进入职场的人管理风格也更踏实、低调、稳健，给自己开的工资更少。

　　埃默里大学的学者艾米莉·比安奇和其他学者还发现，在相对经济萧条年份“入海”的高校学生，在日后的人生中更幸福。过了十多年，他们仍然有比他人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尤其是对自己的工作，即便他们整体上的收入更少一些。他们会更少和人攀比，更多地看到工作和生活中美好的一面，更享受其中的乐趣，不管自己赚的多少。

　　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幸运。这是一句有证据支撑和现实验证的靠谱鸡汤。

　　面对疫情带来的这个有些艰难的毕业季，你可能需要比别人多拼一把，但你并不是一个人在承受。人人都会在某些时刻遇到逆境，而适时到来的逆境会成为人生路上的财富。祝愿这届年轻人能够凭借努力、梦想与个性，胜过经济和劳动市场的周期律，成为真正有影响力的“后浪”。(摘编于“大象公会”作者张蔓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