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老师减负就是给学生减负

　　熊丙奇 著名教育学者

　　编者按 近年来，中小学教师负担之重尤其是各种不必要的事务性负担积弊已久，令不少教师甚是烦扰，甚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今年教师节，山东中小学教师收到了一份礼物——《山东省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征求意见稿)》，近日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中小学教师之负，为何减?减什么?怎么减?借本报评论“连线”栏目首度亮相之机，本版编辑特别邀请教育领域权威人士，为您解答相关问题。

　　9月9日，山东省教育厅发布《山东省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特别提出，要切实减轻督查检查评比考核、社会事务进校园、相关报表填写、抽调借用教师、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给教师带来的负担。

　　负面清单共20条，应该说，是对国家给教师减负规定的细化，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而问题在于，负面清单能否得到切实执行?如果地方政府、教育部门违反负面清单的规定，给教师布置非教学任务，谁来追究地方政府、教育部门的责任?学校和老师能拒绝这些负面清单所限制的非教育教学任务吗?

　　前不久，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发布了《2019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语文学习质量监测结果报告》和《2019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艺术学习质量监测结果报告》。监测对班主任负担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班主任工作时间长、教学任务重、非教育教学性事务干扰大，减负愿望强烈。大家为此感慨，“减负”减了这么多年，但老师和学生的负担并没有真正减少。

　　总体看来，给教师减负与给学生减负一样，基本属于“表面治理”——学生学业负担重，就要求减少考试、减少作业、不公布考试分数，教师非教学负担重，就减少考核、填表、摊派等任务，却没有进一步查找根源，对准根源进行治理。学生学业负担重的根源，是基础教育在单一的升学评价体系下严重应试化、竞技化，而教师非教学负担重的根源，是对教师的管理、考核、评价由行政部门主导，而非实行专业同行评价，学校办学缺乏教育家办学的环境。行政部门可以考核、评价为由给教师布置非教学任务，且把教师完成这些任务的情况纳入考核评价之中，让教师无法拒绝。如果这一管理、评价体系不变，减负清单就难以得到执行。

　　当前的教育管理体系，是管办评一体化体系，上级部门既是管理者，又是办学者、评价者。在这样的管理体系中，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在行政部门管理者眼里，学校就是下一级部门。有关统计显示，我国有的地方中小学每年收到的各级各类文件达上千份之多，其中5%—10%是布置给学校、老师要完成的任务。而对于这些非教学任务，基层教师们很难拒绝，因为一旦拒绝，就可能影响到绩效考核、职务晋升与职称评审，这都关系到教师的切身利益。

　　教师的非教学负担沉重，一方面分散教师的精力，影响学校教育教学的质量，而由于学校质量不高，也就让部分学生选择校外培训机构;另一方面，很多布置给教师的检查、评比任务，都有很强的形式主义色彩，为完成这些任务，教师也往往以形式主义的方式应付，还组织学生配合，这样一来不但背离教育本质，还增加了学生的负担。如要求中小学校和教师填写与教育教学无关的问卷调查、调研材料、课题研究数据等材料，要求中小学教师关注与教育教学无关的微信公众号或通过网络投票、点赞、答题、知识竞赛等方式开展与教育无关的活动，有的教师会进一步分摊给学生，存在弄虚作假的问题。

　　对于已经明确的负面清单，必须严格落实，这主要发挥教育督导的作用，督查地方行政部门，不能给教师布置负面清单明确禁止的工作任务。与此同时，要深化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清晰界定政府部门与学校的权责边界，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建立新型的政府管理学校的模式。行政部门不能把学校作为一级下属部门，也不能把教师作为部门员工，要尊重学校的自主权，给教师教书育人营造良好的环境。

　　而对于教师的管理和评价，要促进教师职业化、专业化发展，必须建立教师委员会，实行专业同行评价，重视教师的教育能力与教育贡献。只有切实给教师减负，让教师专注教书育人，才能提高学校教育质量“提质增效”，从而也实现给学生减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