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路上的畅想

昆仑服务区的仿欧式车站建筑


高密南服务区的东南亚风情

　　因工作缘故，常开车往来于济南、青岛之间。去年九月济南至潍坊高速公路正式通车，贪图先睹为快，打春之际，我有意避开早已轻车熟路的济青南线，宁可稍微绕一下道，跑了趟这条全长一百六十多公里的新辟线路。

　　初识济潍高速路

　　初次上路，便觉建设质量、档次都高了许多。双向六车道，限速120公里/小时，路上车比较少，尤其是大车少。车少的原因并非新线路不为人知，而是公路穿越鲁中丘陵地带，起伏较大，货车的油耗会明显增加。而穿山隧道多也造成修路成本的提升，过路费相应就贵了一些。但也有个很人性化的设计，隧道内的限速与隧道外一致，不像有些高速路，一遇隧道口便迫使驾驶者做断崖式的减速。

　　我由章丘南上高速，路忒顺，一脚油门便到淄博界，转过一道弯，忽然发现路右边出现一组似曾相识的红顶建筑，我脱口而出：“济南老站!搬这里了?”津浦铁路济南站一百多年前建成使用，是当时东亚最大的火车站，于20世纪末被拆除。同行者甚是怀疑，但作为济南土著，这景象早刻入我的童年记忆。只是车速太快，已无法变道下去看个仔细，默默记住了这里是昆仑服务区。

　　昆仑服务区以所在地为淄博市的昆仑镇而得名，我不了解它与遥远的西域那座大名鼎鼎的昆仑山有何关联。可单就这一路所经的昆仑、黄花溪、云门山、营丘、阿陀、鄌郚等地名而言，你就能体验到一种别样的诗情画意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更别说路两侧还有变幻不断的极致风景。

　　“五一”期间高速路免费，我走济潍高速回济南，特地在昆仑服务区下来，过涵道来到对面，果然是一座仿济南老火车站的建筑!除钟楼的位置稍有挪移，基本框架都是按原样复制。由于当下建筑工艺多采用新型板材进行拼接，细节处理上很难模仿到位，整体风格偏于简洁轻快，色彩也过于鲜亮，没有过去石砌砖叠出来的厚重沉稳之感。这就像看博物馆里的标本，你不能要求它还保有旧物的那种生气。进得里面，大厅宽敞通透，现代感十足，所有服务区该有的东西一应俱全。里面还摆了个蒸汽火车头模型，如同一个大型玩具，消解了我揣着的那一腔怀旧之情。

　　走出大厅，无意中注意到，在双向通往对面服务区的涵道上方，分别用标准的小篆挂出了“齐风”“鲁韵”四个字，也就是说这个典型的欧洲日耳曼式建筑现在已被当成齐鲁文化的一部分，就像青岛的八大关、哈尔滨的中央大街，本来属于异域特色的东西经过漫长的时光打磨，最终完全融入了当地的文化生活中了，这令我感到几许欣慰。

　　微缩版丝绸之路

　　第二次往来于济潍高速是初夏时分，我和十几位朋友五辆小车一起到潍坊的坊茨小镇采风。放眼望去，两边都是已开始泛黄的麦田，大片的金黄色间或被蓬勃茁壮的绿树切割、分解，如同在大地上整齐铺开的棋盘。突然想到，假如没有拥抱新事物的胸怀，执意拒绝所有外来的东西，我们甚至无法欣赏到眼前这幅美丽的画卷。小麦和玉米、红薯类农作物一样，原本不是中土所产，考古发掘表明只有大米、小米才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地道国货。而由木轮车辙碾压出的土石小道发展到今天的高速公路，其中不仅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更是文化观念的不断拓展与更新。

　　行车将到昌乐南服务区时，老远就看到一组高大醒目的建筑群，顶部中心及四角共一大四小五个天蓝色的洋葱头式拱顶，在浓重的阴云衬托下分外醒目——这是典型的东正教教堂式样。刹那间体悟到由坊安到昌乐南，再到青州南，最后抵达昆仑服务区，这段由东向西的线路原来是按“丝绸之路”依次来设计建筑风格的。最东边的坊安服务区，路北是大唐风格建筑、路南是日韩风格建筑;西行至昌乐南服务区双向是路北的西亚(哈萨克斯坦宫殿)式样和路南的东欧(俄罗斯东正教堂)式样;再往西青州南服务区双向是中欧式建筑，分别是路北的捷克城堡和路南的塞尔维亚宫殿;最西边昆仑服务区双向分别是北侧的西欧城堡和南侧的仿欧式车站建筑。由东向西迢递而行，先后是东亚(长安)、中亚、西亚、然后是东欧、中欧，最后到西欧，等于是穿越了微缩版的“丝绸之路”。各服务区超市用的也都是同一个名字，丝路雅集。

　　严格地讲，第一个提出“丝绸之路”概念的应该是德国地理学家卡尔·李特尔。李特尔是近代欧洲地理学的奠基人，19世纪20年代起担任柏林大学教授，为欧洲培养了一大批地理学家。1838年，李特尔在柏林出版的《地球科学及其与自然和人类历史的关系》中明确使用了“丝绸之路”这一提法。但除了他的弟子，几乎没有在学术界上引起多大反响。据说卡尔·马克思当年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曾选修过他的地理课程。十几年后，李希霍芬来到柏林大学师从李特尔。

　　李希霍芬一生两次来中国，待了近十年，足迹北抵沈阳、南至广州、东到舟山群岛、西达成都，时间之长、地域之广，均非一般外人所能及。归国后他以毕生精力完成了《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一书，其中第一卷于1877年出版。此后“丝绸之路”的概念也随之广为传播，他本人也因此书声名鹊起，最终入主柏林大学为校长。

　　李希霍芬众多的弟子中有个瑞典人名叫斯文·赫定。斯文·赫定与其说是地理学家，不如说更像个探险家，他深受中国通老师的影响，决心走遍恩师未曾走过的中国西部乃至整个西亚地区。在20世纪初，那是个包括了未经开发的帕米尔高原和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及充满战乱和艰险的区域。斯文·赫定一生五次来华，所经时间之久、地域之广、影响之大又超越李希霍芬。与斯坦因、伯希和不同，斯文·赫定的探险生涯不以人文考古为重点，但他却为我们找到了楼兰古城遗址，为中国人的考古史填补了一段无可替代的空白，也为“丝绸之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36年，斯文·赫定出版了记录他在我国西部考察的奇特经历的书，书名就叫《丝绸之路》。

青州服务区的中欧城堡式建筑

坊安服务区的日韩动漫造型海上丝路与胶济铁路

　　第三次走济潍高速已是仲夏。当看到导航上有高密南服务区时，考虑它的位置在坊安服务区东南，如果以坊安北侧的大唐风格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我很好奇南边的高密南服务区里的建筑又该是什么风格的呢?专门下来一看，原来两边分别为东南亚风格和南太平洋风格的大屋顶建筑。结合坊安服务区南侧的日韩风格建筑，我猜测，这三组建筑对应了“海上丝绸之路”最初的那段必经路线——由东洋到南洋。

　　“海上丝绸之路”最初是由欧洲最著名的汉学泰斗法国人沙畹于20世纪初提出的。沙畹和山东结缘始于19世纪末，当时二十四岁的他以法国驻华使团译员身份在中国生活了四年，曾两登泰山，随后撰写了《泰山》一书，向欧美介绍这座代表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东岳胜地，并首次拍下大量的照片，为我们留下了相当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沙畹有个弟子叫伯希和，于20世纪初进入我国西域地区，深入敦煌莫高窟，对全部洞窟进行了系统编号，并抄录题记、拍摄照片。毋庸讳言，他也带走了大量极富价值的敦煌文物，其中有经卷、佛像、壁画等。比起第一个到莫高窟的英国人斯坦因，伯希和在考古学和汉学领域功力更深厚，挑择文物也更在行。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这些被带走的东西如今尚完好地保存在法国国家博物馆中。

　　与走过“丝绸之路”的使者张骞、高僧玄奘相对应，经过“海上丝路”的著名历史人物是三宝太监郑和济南僧人义净。义净是中国三大求法高僧之一，出生于盛唐时的长清张夏。他七岁出家，二十五六岁游学京洛，二十八岁渡海取经。与玄奘的全由陆路往返、法显的陆路去海路回不同，他往返皆走海路。始发广州，来回都穿越南洋，途中两次驻留马来西亚(古称“羯荼”)，取经共历二十四年，比玄奘还多了七八年。玄奘归来后受到李世民的赏识而在长安大雁塔译经，义净归来得到武则天的礼遇，居长安小雁塔译经，后得与玄奘、鸠摩罗什、真谛并列为中国佛教史上最著名的“四大译经师”，他也是我们济南人的骄傲。

　　车过高密，在潍河附近驶过胶济铁路特大桥，提醒我此行所经线路与百年前的胶济铁路大致重合。巧的是，率先提出在青岛与济南之间修建铁路设想的正是首次运用“丝绸之路”概念的那个李希霍芬。

　　清末德国人把铁路修到高密时，当地人因传统的风水观念和利害冲突，曾极力反对，甚至不惜群起以武力来抗争。这倒不能一味责怪民众观念落后，自明代中后期以来实施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后来真正能“睁开眼看世界”的人只是极少数，受朝廷保守势力的影响，反对修铁路也是普遍现象。早年英国人在北京宣武门外擅自铺设了一小段铁路，被清廷“饬令拆卸”，后来已建成的淞沪铁路，又被清廷付款购买后毁弃。直到左宗棠收复新疆后修建了一条东西贯通的铁路，对稳定边关有巨大的帮助作用。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斯文·赫定受聘最后一次来到中国考察建设交通线路的可行性。铁路逐步被人们接受，新建铁路所经站点也渐次发展成为经济繁荣之地，近代济南的开埠就是其中的典型。

　　时光飞逝，今非昔比。素以儒学圣地闻名的齐鲁之邦，如今却以豁达包容的心态，在新修的高速路两边的五个服务区内，堂堂正正地建成了十个代表东西方不同文化风格的建筑景点，如同东西方交通史上的里程碑，展示着中华民族自张骞出使西域、玄奘取经天竺以来对外开放的进程。齐鲁文化素以传统儒学为根基，原本就有极为宏阔的包容精神，华夏文明自古以来也融汇了各种外来文化因素，唯其如此，才能形成至今学界公认的中华传统文化“多元一体”之格局。一条高速路不仅彰显了设计者极其丰厚的历史文化修养和极富文化创意的设计理念，更显现出今天齐鲁大地上的建设者们开放的眼界、广博的胸襟和宏大的理想志向，而这正是我乐意反复绕行这条高速路的真正原因。

　　在文化旅游兴盛的当下，欲做省内自驾游的，不妨跑跑这条高速。不仅能观赏自然风光、体验异域风情，还能直观感受有关“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