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强调，判决书上的错误，没有影响服刑，那几年自己都会定期写材料，汇报近况。

　　得知错误的判决书让同名人背了黑锅，犯了罪的夏添的父亲辗转找到另一个夏添的父亲，希望对打扰他们的生活当面道歉。这被唐小琳拒绝了。她觉得，这件事情已经就此结束，两家人没有任何必要打交道。

　　“就像两条平行线，应该永远没有交集的。”唐小琳说。

　　唐小琳的父亲生前是一个律师，却不仅没有让这个家庭走上与法律有关的道路，还留下“胆如鼠，远诉讼”的遗训。唐小琳理解，这是让自己尽量少惹是非。而实际上，父亲黄埔军校毕业生的身份，也让整个家庭在“文革”中受难不少，并逐渐养成了遇事“靠边走”的习惯。

　　这样的习惯也传给了夏添。直到现在，他连走路都喜欢靠右，不会逆行。因为公交车上扒手很多，他上车都两只手扶着把手，避免碰着别人时惹上嫌疑。

　　而犯罪的夏添回到学校后，痛感自己不懂法，所以从国际贸易转而学习法律。

　　“如果公安局的人没有经过系统的法律学习，可能犯错，那法院为什么不能仔细审核信息?”

　　然而在这个总是谨小慎微的家庭，“不速之客”只是潜伏起来，并未离开。它随着2007年的一个电话再次显形。

　　那本是一个喜庆的年份。从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夏添，终于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一家通讯公司录入单据。北京奥运会将在次年召开，全国上下都在为此做准备。但夏家的白色电话机突然又响了，唐小琳这才知道，稀里糊涂地，夏添也进入为奥运“准备”的行列——因为曾经的“犯罪信息”，他成了派出所的重点监控人员。

　　放下电话，唐小琳直奔派出所。那里的人告诉她，这份监控名单是从法院来的。而从法院，她却只得到一个并不明确的解释：“这可能是卷宗里的东西没有改彻底。”

　　这让唐小琳想不明白，既然当年已经发现错误，为什么不能改彻底?她认为，既然当年自己的丈夫亲眼看见派出所的文件被改正，那这些遗留在法院卷宗里的痕迹就是让错误卷土重来的唯一原因。

　　如今当中国青年报记者带着唐小琳当年的疑惑，来到蜀山区法院时，副院长朱加强说，法院的判决书没有上网，因此，当年发现错误并从宁国路派出所撤回判决书以后，“法院的工作就完成了”。

　　“也就是说，没有必要修改判决书?”记者问。

　　“对。”朱加强回答。

　　“如果2003年法院对卷宗里的判决书做了修改，是否可能避免后续的错误出现?”记者又问。

　　朱加强表示，这两者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至于2007年的监控名单来自哪里，他的解释是“法院并没有给公安送过名单”，“可能是政法委要求公安机关出具名单，公安机关根据法院的判决书制成的”。而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则告诉记者，是“其他相关部门下发了一批前科人员名单，其中仍有未更改的夏添错误判决信息”。

　　无论如何，在2007年，让法院彻底改正错误是唐小琳唯一的要求。

　　“如果公安局的人没有经过系统的法律学习，可能犯错，那法院为什么不能仔细审核信息?”唐小琳说，从这时，她开始怀疑这里边会不会有“猫儿腻”。为此，她还给当地纪委的网站写了一封信。

　　对此，朱加强解释，在当年的案件中，庭前审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并没有对身份信息提出异议，而公安机关提供的又是具有效力的户籍信息，因此成了判决书生成的主要依据。

事实上，2003年时，站在法庭上的夏添已经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