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错误，并且提了出来。但是，朱加强告诉记者，在审判过程中，法官处于“居中裁决”的角色，只以事实为依据，而不偏信任何一方的意见。由于夏添提出异议是在抗辩阶段，而且没有提供身份证明，所以法庭并未采信，只在判决书上留下一行“被告人夏添辩称，起诉书指控其出生日期有误，应为1983年10月3日”的记录。

　　对此，没学过法律的唐小琳想不明白，当事人都提出异议，为什么还是改变不了现实。

　　“你们对我儿子一直监控，是不是让另一个夏添就失去监控?”唐小琳也曾当面向法官提出质疑。

　　当事法官向她保证，另一个夏添并没有“失去监控”。这时的他，已经从合肥学院毕业，在连续考了两年之后，在这一年考取了“一所国内顶级高校的法学院研究生”，并“在这所百年名校里取得了一等奖学金”。

　　从法官那里听到另一个夏添的消息后，唐小琳记得自己第一反应是高兴，“浪子回头了啊”。她还暗自庆幸2003年的时候没有揪着那次错误不放，要是万一把事情弄大，“那个孩子就完了”。

　　让唐小琳看到希望的是，在接下来的半个月，当事法官几乎天天来自己的单位赔礼道歉，“像上班一样”。唐小琳这次又差一点心软，但最终还是忍住了。虽然法官说口头道歉，承诺一定会改，但唐小琳还是坚持要求，一定要出具书面材料。最终，她得到了一个盖着蜀山区人民法院公章的“说明并予郑重道歉”，以及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改正裁定书”。

　　“那个法官人也怪好的。”唐小琳说。虽然和法官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但临走的时候，法官会交待她的同事：“唐大姐最近心情不好，你们要担待一下。”

　　最后，除了正式的书面材料，法官还以自己的名义手写了一封道歉信，其中写到：“希望和夏添成为朋友，互相帮助。”

　　到现在，唐小琳都觉得，法官的道歉信非常诚恳。但在当年，这依然没有让她放心。为了“杜绝后患”，她还让管辖派出所也出具了一张打印在白纸上的证明，证明儿子夏添“一贯表现良好，无犯罪记录”。

　　尽管没有人要求，唐小琳还是偷偷撤下了给纪委写的信，“我们合肥有句话，叫光棍只打九十九，不加一。人家改了就好，何必把人拉下水呢。”

　　“我的眼前好像有雾霾，前方看不清楚”

　　白纸黑字、盖着鲜红印章的文件，也未能阻止2013年11月15日那噩梦般的电话再次响起。

　　挂掉电话，剩下的一段路，唐小琳是推着自行车回家的。她感觉自己跨不上车子了，身上的血“一股股往脑子里涌”，把脸都烧红了。

　　“幸亏没有高血压，要不肯定脑溢血了。”事后，她自嘲地笑了笑说。

　　回到家，唐小琳把菜往地上一扔，顾不上跟儿子打招呼，就开始找当年的说明和改正裁定书，以及派出所出具的证明。

　　她庆幸自己坚持要了这些文件。“万一没这些文件，还能找谁说得清楚?如果当时的办案人员也都不在了，谁还能证明我儿子没罪?”到现在，唐小琳甚至后怕多于愤怒。

　　看到一回家就翻箱倒柜的母亲，夏添意识到出了问题。当听到自己的案底依然没有清除时，他感到害怕。爱吃的三河米饺放在桌上，等着吃早饭的他却没了胃口。

对于夏添来说，在他30多年的人生中留下明显印迹的是多发的疾病——小学时因股骨头坏死做手术;刚工作不久又被诊断出脑瘤，动了手术，如今每天都要吃药;1.5米的身高，让他常见到别人的窃窃私语。然而十年来，让他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