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总是能打出来的。然后第二天不就交到市里了么?市公安局如果确认是事实的话，不就马上交到省厅了么……她估计，一个星期之内，总能等到结果。

　　从11月16日，等到12月12日，她得到的答复却是：“报告已经在市局了。”

　　“现在不改不是我不想改，如果一直不改，责任不还是我来负么?”当唐小琳质问为何如此迟缓时，公安的一位办案人员如此告诉她。她觉得，当时对方语气也“挺真诚的”。

　　但是现在，对于唐小琳来说，改正以前的错误，已经不是唯一的要求。

　　简单的错误十年未改，积累在唐小琳心头的疑惑也越来越多。虽然一再有人跟她讲另一个夏添也在服刑，她还是想不明白，如果这样，为什么公安机关不能直接监控服刑的夏添?而且当她在“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库”看到自己儿子的信息时，却意外地发现另一个夏添出现在“合肥市人口信息管理系统”里，职业是律师。为什么自己的儿子留有案底，而真正犯案的人却可以做律师?

　　她开始四处写信，要求对错误的十年“有个交待”，希望能有人说清楚，到底为什么一直没有改正过来。

　　或许是因为“远诉讼”的家训，唐小琳对公安司法系统并不十分了解。目前为止和公安机关打交道只因为两件事：补办身份证和改儿子的“犯罪记录”。但为了写信，她还是迅速熟悉了其中的流程——先把信交给区公安分局和区法院，见不奏效就给区政法委写信，然后再尝试市局和市政法委，甚至给省公安厅也写了一封。

　　“其实我并没有那么高尚，要追求司法公正之类的。只是如果不搞清楚，谁能保证错误以后不再出现?”唐小琳告诉记者。

　　不过，谨慎的性格让她在申诉之前希望能确认，那个夏添是否真的是律师，“要不就是诬告了”。

　　她决定见见那个夏添。

　　“去趟外省，住个宾馆，试验一下，看到底有没有事”

　　两个夏添的家相距不远，一条南北向的马路把它们连接起来。

　　这条十多分钟就能走完的南北路上，有着那个莫名被安上罪名的夏添的小学，小时候他每天从家里走路上下学。再往前，还有他喜欢吃的小吃摊，有他经常光顾的理发店。走到路的尽头，拐个弯，一栋居民楼下有个卖卤肉的小摊，他曾经来买过卤鸭。楼上，就是另一个夏添的家。

　　前一个夏添，脑瘤刚得到控制，就得知丢了那份在通讯公司的工作。他不敢说这是因为没能消除的案底的影响，但心里总是默默这么想。

　　另一个夏添，从那所名校毕业以后，先在北京的保险公司工作，然后回到合肥，进入一家律师事务所。

　　在这家律所，唐小琳第一次见到和自己儿子同名的那个夏添。

　　“我的儿子也叫夏添，你还记得2003年的事情么?”在事务所的一间会议室里，她开门见山地问。

　　她记得，当时那个夏添“头一下子就低下去了”，问她是不是可以到单位外面说。

　　在办公室楼下的咖啡馆，夏添泪流满面地向唐小琳道歉。他说，尽管十年的错误并不是他的责任，但如果没有当时的抢劫，就不会有后来的曲折。

　　“那是事情的原点。”夏添说。

　　看起来，十年的时间，他确实离那个痛苦的原点越来越远。在律所，没有人知道他曾经因抢劫上过法庭。过去的事，他既没有告诉自己的妻子，也没有写进求职简历。但他自己清楚，这段经历让学法律的他无法申领律师资格证，在事务所两年时间却依然是一个实习生。

与唐小琳见面当天，他就向事务所辞职。他说，在这里实习，是为了将来能到公司做法律顾问。唐小琳的到